“在不堪回首的往事洒下的光芒中，一个见多识广的来访者依旧能够发现它那残缺的美。”——舒衡哲
　　
一、
　　
那些从历史细节中揭开曾经岁月的笔触，最能令我感动。就像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用最平淡的字句讲述了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家族，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几乎都够到文字底下埋藏着的那个故事。同样，舒衡哲女士在《鸣鹤园》中也同样细腻而丰润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座园子背后，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鸣鹤园位于北京大学西门内北侧。该园原本属于春熙园的一部分，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乾隆年间，这里又被纳入和珅的淑春园。后至嘉庆年间，该园被赏赐给五皇子绵愉，并改名为鸣鹤园。鸣鹤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同圆明园一起遭到焚毁。文革以后，由著名犹太裔慈善家亚瑟 赛科勒出资，在这块遗迹上建造了亚瑟·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用以展示和保护文物。
　　
从书名来看，我们或者会误认为这是一本介绍这个贵族私家花园的历史著作。而翻开书页，我们才发现，原来舒衡哲女士想要书写的，是一个园林折射出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和以他们为主构成的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这一百五十年当中所经历的挫折、磨难和复苏。
　　
作为新中国首批来华的美国留学生，同时作为犹太民族的后代，舒衡哲女士在书中回顾了这一百五十年来，北京海淀发生过的悲怆历史，她在用西方视角冷静分析的同时，还注入了所有古老民族普遍带有的略微悲伤却充满智慧的眼光。在她的文字当中，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感受到弥漫各处的惺惺相惜的情绪。
　　
或者是因为海外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这位卫斯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上述两本著作中都毫不留情地指摘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对传统文化和遗产带来的冲击。只是与《中国启蒙运动》专业学术的笔调不同的是，《鸣鹤园》这部内地翻译出版的第二本舒女士的著作，更多的是用一种满怀情感的叙述，去缅怀传统遗存和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史上遭遇的悲剧。
　　
我们可以认为，这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它的确是一本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品。舒衡哲女士就是用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感性，提醒我们注意，传统遗存在记载和传承历史细节上的意义，与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恢复作用。
　　
二、
　　
我在阅读《鸣鹤园》的时候，特别是读到知识分子在遭遇到的野蛮残暴的迫害时，不自觉地常常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人生轨迹。虽然文革以后，黑暗的时代应该很难再有机会降临。但鸣鹤园的主人曾经汲取过力量的那个精神世界，似乎却依然离我们很遥远。
　　
记得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老师们最讨厌的是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中学时代，我们则被教育，唯一值得努力的领域，就是寻找如何提高自己成绩的方法；到了大学，我们则被告知，应该在身份、经历和技能等各个方面为未来进入社会做好适应准备；直到进入社会，绝大多数人就开始被上了发条，只为让自己的生活和地位比旁人更好。我不想去指责这样的观念，以显得自己因为过于骄傲而粗暴地论断他人选择的人生路径。我只是想问，上面的这种人生轨迹，是不是同“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这种在多数人眼里可能是愚昧庸俗的人生路径别无二致。我想答案毋庸置疑，这就是一种人生逻辑的两个不同版本而已。
　　
大多数社会成员就是在这种单调的循环当中，丧失了对个性、传统和自由的渴望。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单调有不对劲，但却依旧没有力量和勇气去悖逆这种人生逻辑。于是，我们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者长辈和旁人的脚步，陷入到这个社会所有人都在经历的轮回之中。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社会共同意识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和压力，与三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施加影响的社会共同意识从一种价值观转到了另一种价值观，而社会个体依然无法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人生演绎的路径，整个社会也自然无法实现价值观的多元化。
　　
比较遗憾的是，《鸣鹤园》似乎没有，也可能是无法意识到，当代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困境。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本书的叙事时间，随着赛科勒博物馆在的建立，就嘎然而止了；另一方面，大概也可能是因为，作者对于传统和遗存在这个国度重新恢复的前景感到乐观，于是在书的结尾，作者相信，“北京的西北部地区正不同的方式用从创伤中恢复”。但她似乎忽视了另外一种不幸的结局：对大多数人来说，选择遗忘可能已成为更为实用的做法。
　　
而这三十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似乎在证实这种悲伤的事实：文化遗存和景观的行为只在很有限的区域发生，并且还被讨价还价，而在更广泛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传统和遗存在继续遭到严重的破坏。
　　
我不知道，当有一天舒衡哲女士发现这些景象的时候，会如何作想？
　　
三、
　　
我相信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专家，舒衡哲女士应该还是听说过一些国内破坏文物的消息。但作为一位没有太多机会深入观察这个国家的学者，舒女士可能无法察觉到，赛科勒先生等海外人士的努力，尽管的确对保存这个国家的传统和遗迹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可是这种努力却是由一个外国人首先完成，这个事实本身不就是一种讽刺吗？
　　
而更为吊诡的是，我们的执政者，在面对全球设计师将一座座夸张、怪诞、哗众取宠的建筑物放到我们的城市内，然后不断地侵犯着我们的公共环境和公众视线时，显示的态度仿佛格外开明民主，却反而对那些几百年前就存在于此、一代又一代城市居民早已习惯的传统住宅和院落却丝毫无法容忍。
　　
这种奇特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执政者们是没有发现舒女士所说的传统遗迹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恢复和重构作用，还是因为他们根本就对这些不在乎？在这个国家，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对传统遗产的保护，并不是为了标榜一种高雅的审美情趣，而是对于自由和和谐的真正向往和再造。
　　
怪不得无论那些园林和宅第本身如何知名，吸引人们慕名前去游览的理由，却是三流作者编造的怪谈或者导游们随口胡扯出的假传奇。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再去关心那些建筑和景致背后的真实故事，和曾经它们的主人在这里注入的情感、寄托的情怀了。
　　
所以，当我读完《鸣鹤园》时，实在无法因作者在结尾处的乐观态度而受到鼓舞，反而因为她对待历史的真诚和细致，而不得不汗颜于我们对待历史的粗糙和虚伪。
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在本已碎片化的遗迹间已经逐渐模糊，而在这片土地上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态度和发展模式，最终将使历史的真实和细节沦于逐渐消失的命运之中。于是，在意识不到只有在传统的滋养下，才能治愈我们曾经遭遇的创伤而真正恢复自信时，我们的民族就只能带着空洞的精神世界踽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