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作者: 廖信忠
ISBN: 9787229012755
页数: 292
定价: 29.8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9-11-1

 

 

气象台报告说，今日寒潮来袭，气温将大降。或是在屋内的缘故，我并未觉察屋外秋风渐起的凉意。倒是零星散落的同学，使空荡的阶梯教室倍显冷清，也令台上老师本就单调的讲课变得更了无生趣。为抵挡这种无聊冷清的气氛，我拿出了《字母的尽头》来读。

 

有时候，会翻看到一本装帧设计夸张的书，打开后闯进眼里的是整篇的“心灵鸡汤”，这锅“鸡汤”于我而言，却是一锅被炖来热去的“隔夜杂烩”，看着就忍不住要把书径直扔到作者脸上去；有时候，也会翻开一本命题宏大的书，字里行间却全是“诲人不倦”的道理和思想，禁不住要唤醒内心已沉寂多年的“青春期逆反”；更有时候，会打开一本“衣着暧昧”的书，期望能遇到一段惊心动魄的“艳遇”，却发现书中又是老套的“纠结和忧郁”，里面的描写和叙述满是做作的颓废，教我直欲“呕吐，呕吐，惊起一片鸥鹭”。

 

实在是看过太多的“颓废”，听过太多的“教诲”，喝过太多的“鸡汤”，所以，我知道，对于自己这等志趣庸常的人来说，上述那些类型的书本实在不合胃口。而保罗·奥斯特在《红色记事本》记述的那些生活中令人忍俊不禁的巧合，杜鲁门·卡波堤在《圣诞忆旧集》里所回忆的那种朴实温暖的童年，这些真正属于普通人的叙事和经历，或者才是适合我的“那杯茶”吧。上海译文新近引进的查·斯·理查森的处女作——《字母的尽头》同样属于此类作品。

 

《字母的尽头》讲述的是关于一对平常夫妇的爱情故事：突然被告知罹患绝症的丈夫，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面对这个噩耗，夫妇俩一时不知所措。最后，他们决定按照丈夫依据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顺序列出的清单去旅行。在旅行及因旅行而不断浮起的记忆中，这对平常夫妇的爱情经历，慢慢地在读者面前逐渐呈现和清晰。

 

这个统共才一百五十页的爱情故事中，我们听不到“海枯石烂”那般惊天动地的誓言，却随处可见男女主人间平实却又细密温暖的对白；我们也看不到惯常的爱情故事里令人唏嘘的咄嗟和磨难，却能看到在这对夫妇相识相恋的过程中，那些时而发谑、时而尴尬、时而温暖的细节；我们更读不到有些爱情戏剧里奇峰突转的剧情，却看到了两人间存在着这世上所有爱人间都会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或者正是在异性间制造出“多巴胺”的最重要一副药剂。

 

雨天里，在巴黎小书店的门口相识；在业务交往过程中，再次遇见从而相恋；恩，还有那个被雨水糟踏了的婚礼……这些或许是世上最普通的爱情故事该有的情节，可正是这些情节令我最无法释怀。在我眼里，这种“油盐酱醋”的爱情是比“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爱情分明更有力量的，因为，它让我相信，再灰暗的人生、再无奇的生命、在旁人眼里再无足轻重的我们，或许有一天就因着一笑一颦、一草一木，就会顿时滋长出色彩和生气来。

 

所以，我真高兴，能在为了“挣前途”而不得不听着枯燥的进修课程时，自己能借着开小差偷偷读到这样一则爱情故事。

 

所以，我想，我这样的常人，在寒潮来临之际，正需要这样一则平淡动人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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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堪回首的往事洒下的光芒中，一个见多识广的来访者依旧能够发现它那残缺的美。”——舒衡哲
　　
一、
　　
那些从历史细节中揭开曾经岁月的笔触，最能令我感动。就像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用最平淡的字句讲述了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家族，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几乎都够到文字底下埋藏着的那个故事。同样，舒衡哲女士在《鸣鹤园》中也同样细腻而丰润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座园子背后，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鸣鹤园位于北京大学西门内北侧。该园原本属于春熙园的一部分，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乾隆年间，这里又被纳入和珅的淑春园。后至嘉庆年间，该园被赏赐给五皇子绵愉，并改名为鸣鹤园。鸣鹤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同圆明园一起遭到焚毁。文革以后，由著名犹太裔慈善家亚瑟 赛科勒出资，在这块遗迹上建造了亚瑟·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用以展示和保护文物。
　　
从书名来看，我们或者会误认为这是一本介绍这个贵族私家花园的历史著作。而翻开书页，我们才发现，原来舒衡哲女士想要书写的，是一个园林折射出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和以他们为主构成的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这一百五十年当中所经历的挫折、磨难和复苏。
　　
作为新中国首批来华的美国留学生，同时作为犹太民族的后代，舒衡哲女士在书中回顾了这一百五十年来，北京海淀发生过的悲怆历史，她在用西方视角冷静分析的同时，还注入了所有古老民族普遍带有的略微悲伤却充满智慧的眼光。在她的文字当中，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感受到弥漫各处的惺惺相惜的情绪。
　　
或者是因为海外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这位卫斯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上述两本著作中都毫不留情地指摘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对传统文化和遗产带来的冲击。只是与《中国启蒙运动》专业学术的笔调不同的是，《鸣鹤园》这部内地翻译出版的第二本舒女士的著作，更多的是用一种满怀情感的叙述，去缅怀传统遗存和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史上遭遇的悲剧。
　　
我们可以认为，这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它的确是一本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品。舒衡哲女士就是用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感性，提醒我们注意，传统遗存在记载和传承历史细节上的意义，与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恢复作用。
　　
二、
　　
我在阅读《鸣鹤园》的时候，特别是读到知识分子在遭遇到的野蛮残暴的迫害时，不自觉地常常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人生轨迹。虽然文革以后，黑暗的时代应该很难再有机会降临。但鸣鹤园的主人曾经汲取过力量的那个精神世界，似乎却依然离我们很遥远。
　　
记得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老师们最讨厌的是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中学时代，我们则被教育，唯一值得努力的领域，就是寻找如何提高自己成绩的方法；到了大学，我们则被告知，应该在身份、经历和技能等各个方面为未来进入社会做好适应准备；直到进入社会，绝大多数人就开始被上了发条，只为让自己的生活和地位比旁人更好。我不想去指责这样的观念，以显得自己因为过于骄傲而粗暴地论断他人选择的人生路径。我只是想问，上面的这种人生轨迹，是不是同“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这种在多数人眼里可能是愚昧庸俗的人生路径别无二致。我想答案毋庸置疑，这就是一种人生逻辑的两个不同版本而已。
　　
大多数社会成员就是在这种单调的循环当中，丧失了对个性、传统和自由的渴望。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单调有不对劲，但却依旧没有力量和勇气去悖逆这种人生逻辑。于是，我们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者长辈和旁人的脚步，陷入到这个社会所有人都在经历的轮回之中。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社会共同意识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和压力，与三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施加影响的社会共同意识从一种价值观转到了另一种价值观，而社会个体依然无法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人生演绎的路径，整个社会也自然无法实现价值观的多元化。
　　
比较遗憾的是，《鸣鹤园》似乎没有，也可能是无法意识到，当代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困境。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本书的叙事时间，随着赛科勒博物馆在的建立，就嘎然而止了；另一方面，大概也可能是因为，作者对于传统和遗存在这个国度重新恢复的前景感到乐观，于是在书的结尾，作者相信，“北京的西北部地区正不同的方式用从创伤中恢复”。但她似乎忽视了另外一种不幸的结局：对大多数人来说，选择遗忘可能已成为更为实用的做法。
　　
而这三十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似乎在证实这种悲伤的事实：文化遗存和景观的行为只在很有限的区域发生，并且还被讨价还价，而在更广泛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传统和遗存在继续遭到严重的破坏。
　　
我不知道，当有一天舒衡哲女士发现这些景象的时候，会如何作想？
　　
三、
　　
我相信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专家，舒衡哲女士应该还是听说过一些国内破坏文物的消息。但作为一位没有太多机会深入观察这个国家的学者，舒女士可能无法察觉到，赛科勒先生等海外人士的努力，尽管的确对保存这个国家的传统和遗迹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可是这种努力却是由一个外国人首先完成，这个事实本身不就是一种讽刺吗？
　　
而更为吊诡的是，我们的执政者，在面对全球设计师将一座座夸张、怪诞、哗众取宠的建筑物放到我们的城市内，然后不断地侵犯着我们的公共环境和公众视线时，显示的态度仿佛格外开明民主，却反而对那些几百年前就存在于此、一代又一代城市居民早已习惯的传统住宅和院落却丝毫无法容忍。
　　
这种奇特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执政者们是没有发现舒女士所说的传统遗迹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恢复和重构作用，还是因为他们根本就对这些不在乎？在这个国家，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对传统遗产的保护，并不是为了标榜一种高雅的审美情趣，而是对于自由和和谐的真正向往和再造。
　　
怪不得无论那些园林和宅第本身如何知名，吸引人们慕名前去游览的理由，却是三流作者编造的怪谈或者导游们随口胡扯出的假传奇。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再去关心那些建筑和景致背后的真实故事，和曾经它们的主人在这里注入的情感、寄托的情怀了。
　　
所以，当我读完《鸣鹤园》时，实在无法因作者在结尾处的乐观态度而受到鼓舞，反而因为她对待历史的真诚和细致，而不得不汗颜于我们对待历史的粗糙和虚伪。
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在本已碎片化的遗迹间已经逐渐模糊，而在这片土地上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态度和发展模式，最终将使历史的真实和细节沦于逐渐消失的命运之中。于是，在意识不到只有在传统的滋养下，才能治愈我们曾经遭遇的创伤而真正恢复自信时，我们的民族就只能带着空洞的精神世界踽踽前行。

 

 

　
花了两天时间读完《八十四号公路》，这个阅读速度对我来讲，不算快，也不算慢。《八十四号公路》（以下简称“84”）很厚，而且字体较一般的书要小，因此从物理的角度来讲，这本书拥有了足够的重量，而这重量恰到好处地衬托了书中叙述的这个故事。
　　
“84”是一本关于成长经历的小说：一帮刚从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在现实中开始摸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理想、感情和友谊的认识，也逐渐由学生时代的单纯迷惘蜕变为成年时代的成熟自信。对这个过程，作者模仿狄更斯的名言给予了最恰当的脚注：这是最好的十年，这是最坏的十年。
　　
其实，对每个人来说，由学生转为社会人的这个经历都不可避免，只是，对大部分人来讲，这“十年”都在现实的重压下变成了干涩枯燥、脆弱易断的“压缩板”。但“84”的作者显然没有简单粗暴地将这十年压缩成枯燥脆弱的“板材”，而是对其重新进行了审视，继而还将其丰润成一颗茁壮的树干，树干里里面四溢出的是对生命的热情和渴望。这种热情和渴望沉淀下来，就成为了这样一本厚度和重量都颇具质感的书。
　　
半年多前认识了邢周，这半年的交往，留在我印象中的邢周一直是个随和的有为青年，并且他的内心还不乏细致。他给我回复的每封邮件，在最后都挂有一个笑脸符号。所以，我就开始顽固地认为，他的脸上一定常常挂笑。当然，网络间粗略交流留下的印象大多谬以千里，谁会去联想这个会不厌其烦地给你解说稿件发布注意事项、交待稿件线索分类的“老好人大叔”编辑，竟然有过如此传奇的求学经历和职场经历？当我在阅读“84”的过程中，常常经不住暗想邢周难道就是那个书中的肖白时，内心充满的除了好奇以外，就满是惊讶。恕我大胆猜想，邢周应该就是肖白的原型吧，不然怎么会将书中的一干人等写得如此个性鲜明，又怎能将故事中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描绘得如此传奇。
　　
于是，作者的这些传奇经历，自然是令我感到无地自容了。当我看到肖白为了理想和自我，一次次毅然抛弃已身处的优渥环境时，我就为自己曾在文章里大谈理想和现实在存在主义上的关系而感到汗流浃背；当我看到肖白、高飞等人所经历的传奇却感人的爱情时，我就对自己曾在一篇文章里自信满满地讨论婚姻、爱情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中的矛盾而羞愧不已；而当我自认为自己对人生所谓的幸福已经深刻理解的时候，“84”这本书所撰写的这个故事，显然是给了我一个自我嘲笑的机会。
　　
当然，我并不是在此想要刻意地抬高“84”写的有多优秀。作为一本惯常的成长小说，这本书并不会给猎奇的读者带来多大的惊喜，但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忠实的记录了肖白这一群人最真实的成长经历。就如同一切渴望记录真实、直视现实的纪录片一样，它给我最大的感动就在于作者对待人生的态度是那样的真诚而踏实。
　　
我不想再去批评当代教育制度在传授正确的人生态度上是多么无能为力；我也不想去痛斥所谓的精英们给这个社会灌输了多少浅薄、低俗甚至肮脏的主流价值观；我甚至不想去辩白奇巧乖张、故作抑郁、否定一切就是所谓的“在路上”的精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必须靠自己用脚走出来，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所谓思想、道理和狗屁哲学意义。因此，在现实里，紫荆超市门口两块五毛的鸡蛋煎饼，可能常常都会让你感到充实和满足，要是再碰巧跟摊煎饼的小哥混得熟，每次都给你偷偷多加一个蛋，那我想你可能都要幸福地不知所措了。在情感效应上，这种快乐基本和有人请你去北京饭店吃小几百一人的自助餐一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再传奇、再惊心动魄的生活，最后都会尘埃落定、归于原本，就好像“84”的最后，众人各自归位，展开了只属于自己的踏实而幸福的生活。所以，当读完“84”这本书时，我觉得最感动的，还是开头他们挤食堂买油条的情节。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们就是很容易忽视这种生活最原本的色彩，却常常迷惘于经过包装的表面灯红酒绿、底下却暗欲涌动的魅惑。
　　
最后，我要说的是，七食堂的油条油饼的确很不错，要是再配上那里的豆腐脑，那就齐活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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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加千字文俱乐部专稿 http://1k.tugus.com/

一、
　　
记得小时候住弄堂的日子，整条弄堂前后共有两座公共厕所，一座是大小便都可以进行的完整式厕所，还有一座是简易式厕所，这座厕所仅有供两人小便的空间，除此以外，它的主要功能是供人倾倒马桶、收集便溺之用。
　　
到了晚上，除了紧挨着那座大厕较近的住户，其他人很少会出门方便。所以，弄堂内的大部分住户都自备有马桶或痰盂。马桶的作用主要是供成人方便，而小孩则是“坐痰盂”。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则大多备有夜壶，供起夜小便使用。当然夜壶是给男性使用的，印象中，我的爷爷和外公都曾使用过夜壶。这些夜壶自然赶不上博物馆收藏的那些陶瓷夜壶般精致，都是些材质和做工都很普通的器具而已，所以小时候的我也从未意识过这个器具沿袭的历史已超过了两千年，俨然是东亚厕所文化的“活化石”。

 

每天清晨，总会有专门清洁马桶的清洁工上门挑马桶，清洁马桶的住户每月只要交给清洁工一定的费用。在我的印象中，那费用并不昂贵，大约每月几毛左右。当然，也有人家不愿出钱而自己清洁的。那样的住户每天清早一起床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清洁马桶，然后再是梳洗、做早饭，他们起床的时间也就需要比别人早一些。
　　
我小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是痰盂。在我家，痰盂主要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给我和我妈小便用，早上再给我大一次便以后，我妈一齐拿去清洁。等我年龄稍大后，就不大使用痰盂，而使用马桶了。但由于我上小学不久后，家就搬离了弄堂，进了稍现代的新村式社区。家中自此就有了冲水马桶，而告别了传统的马桶和痰盂。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自己跟马桶的“亲密接触”并不太多，所余的印象仅是内心对揭开马桶盖那一刻无法忘怀的恐惧。
　　
这就是如我一样，生活在江南的城市居民，大多经历过的最普通的厕所变迁史。另外，幸运的是，由于有亲戚在乡村，所以也曾体验过江南农村的传统厕所。
　　
农村亲戚家的厕所，凡是家里养猪的，大多都建在猪圈旁。厕所的位置大多离客厅和卧室较远。家中有两进院落的，厕所的位置大多都在后一进，离后门较近，而与正门和生活起居的场所分开。
　　
江南农村居民家中，厕所内大多设有坐便器，坐便器的外观就像是一把宽敞的座椅，有扶手和靠背。这与城市居民传统使用的马桶相比起来要舒适很多。坐便器中间挖有一个圆形的孔。坐便器下方距离大概三四米的位置是蓄便池，蓄便池大多与猪圈是连通的，是农村人用来堆肥用的。由于猪圈本身就有浓厚的味道，所以厕所本身的味道倒反而不会引起人的注意了。
　　
小孩上这样的厕所应该会有一些危险，因为坐便器上孔过大，年龄较小的幼儿有掉下去的危险。所以，农村的亲戚家里也大多也都备有痰盂，供小孩和女性使用。
　　
现在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江南地区养猪和种田的农户也越来越少，亲戚家里也大多改建了厕所，换上了抽水马桶等现代化的厕所洁具。
　　
所以，韩国作家韩在均在《东亚的厕所》对中国城乡厕所，以及相适应的厕所文化的描写大致是准确的。但该书中认为中国农村的厕所过于简陋，以至于显得有些落后，这一观点似乎有失偏颇，这可能是由于作者考察的样本多集中在农村的缘故。中国传统农村公共卫生设施的简陋和缺乏，主要是因为大多农户家中都已备有完备的厕所设施，并且考虑到收集肥料的因素，很少有农村人会愿意在外面上厕所，俗话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吗。所以，中国农村公共卫生设施的简陋，更多是需求不强烈的原因罢。
　　
二、
　　
无法离开食物的人类，当然也无法忽视排泄的生理需求。《东亚的厕所》一书在序言中，就对人类厕所文化的变迁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历史上，厕所的出现最早可以前推至四千多前的古苏美尔文化时期。而在东亚地区，厕所的历史也已至少延续了近三千年（中国最早在周朝宫廷就出现了“井匽”这种露天厕所）。因此，厕所文化一定也同人类其他领域的文化传统一样值得体会。
　　
而从《东亚的厕所》的介绍中可以看到，由于一方面粪便在人类的观念中是污秽的存在，另一方面排泄物又具有饲料和肥料的功能，因此厕所文化从一开始就带有了明显的矛盾特质。
　　
在方位的选择上，厕所总是在院落中的位置总是最偏远的，但厕所的位置总是又和库房、猪圈等接近；在建筑形制上，要考虑防止气味过度散发，又得设法利于粪便的集中收集以及运输；而在神话传说中，对于主司厕所的神灵，有的将其描绘为邪恶的妖怪，而有的却诠释成善良的神仙；甚至在与厕所有关的俗语上，不仅有像“茅坑里的石头”这样大家所熟悉的贬义用法，却也竟然有“厕所里的想法”（日本俗语，意指厕所是用来思考的不错的场所）这样的肯定句式。
　　
另外，在关于厕所的比较文化方面，我们无法从不同区域的如厕传统中看到明显的区别，《东亚的厕所》一书中给我们展现出现关于中、日、韩三国的厕所形态、文化等大多别无二致，而那种认为西方厕所文化较东方先进的观点，大约也只是西方粗暴无理的“种族优势论”的表现。事实上，近代之前的西方城市并不见得就比东方的城市卫生多少，西方城市内部随地大小便的情况甚至应该较亚洲城市更为严重。起码，我们并没有见到相关记载说，哪座亚洲城市有过14世纪欧洲城市爆发大规模鼠疫的经历，而即使是到现代，科隆大教堂不还是无法逃过被随地便溺者刷白外墙的命运吗？
　　
所以，我认为，厕所比较文化的意义更多的体现在城乡区别上。城市和乡村间的分别，才是对厕所文化最重要的分野。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厕所文化在功能上，更多的考虑集中在卫生环境的改善，所以如何处理排泄物应该被放在首位。而对农村居民来讲，厕所作为建筑形态，在功能上就不仅仅是提供排泄的场所，还需要考虑收集肥料、堆肥等经济行为。而正是这种功能上的区别，才是最后造成城乡厕所传统互相分歧的根本原因。所以，那种认为农村居民不太讲卫生，更容易随地大小便的看法，则是城市对农村歧视在厕所文化上的表现而已，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看法。如同前文所述，随地大小便的行为应该在城市传统中更普遍的存在，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讲，排泄物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不可能被过于随便的处置。
　　
而从《东亚的厕所》的介绍中，可以明显看到，农村居民家庭中传统的厕所构造要比城市厕所复杂的多。更何况，由于空间的限制，普通的城市家庭居以前居家时，大概只是使用马桶、虎子（即夜壶）等便溺器具，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村居民的厕所传统显然要讲究的多。
　　
三、
　　
作为一本专门关注厕所文化的著作，《东亚的厕所》一书提供的角度，可以说是文明史、民俗史专著中的一个“另类”。而在完成这个课题的时候，它用足够翔实的资料和图片，全面地展示了东亚的厕所文化及其承袭。
　　
但，严格地评论该书，它所针对的地域范围说是东亚，其实只是集中在中日韩三国。而整体上来说，三国厕所文化的差异，并不比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来的要大。无论从厕所的建筑形式、家用的便器的外形、关于厕神的传说乃至排泄物的处理等方面都大同小异。因此，随着阅读的深入，前后信息的类似很容易给读者带来重复的感觉。
　　
而实质上，该书的主要工作也只是信息陈列，而并未对这些信息背后的文化、历史原因做深入的分析，于是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有关东亚三国厕所信息的专辑。另外，除了对厕所有关的一些传说进行介绍以外，全书学术论文式的结构，读起来自然感觉有些无聊。而最后一章“东亚的厕所民俗”似乎是全书的总结，但其中大多数内容在前文都已做过陈致。所以，如果是带着猎奇的想法去阅读本书，最后可能会有一些失望。
　　
另外，该书在图文混排上也稍许有些零乱，这样给读者在阅读上也会造成一些障碍。
　　
不过，无论如何，《东亚的厕所》一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这也为今后我们形成更为全面的人类文明变迁图景，创造了重要的基础。

 

 

 

 

 

世纪文景版的京极夏彦系列具有浓郁的怪谈风格。
　　 　　
文/严杰夫
　　
一、
　　
好的小说大多不会直接地反应社会现实，而是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描写，自然地去展现一个时代的景致。所以，《红楼梦》的伟大并不在于描写了一个时代的转捩点下的家庭经历，而是通过具象地描写一个家庭经历，而描摹出了那个时代中最普遍的一种景象。同样，王安忆的《长恨歌》并不是为了要展现上海这座城市在历史中的沉重转身，而是通过刻画王琦瑶这个特定人物的悲剧人生，来显露出近百年来上海这座城市的优雅中，还内蕴着一种悲情。
　　
作为社会个体的作家，不可能全面地观察和经历一个时代所有的特征和典型事件，但优秀的作家有一种能力，那就是能够观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人生中包含的一个时代的普遍特征，并且他能够将这些特征最细腻、最真实地跟自己所经历的、想像的故事捏合在一起，最终孕育出一个能够打动所有拥有相同记忆的社会成员的故事。
　　
例如张大春在《聆听父亲》对他父亲一身经历的叙述，就内容本身来说，那只是关于作者个人的私人记忆，而并不是所有那个年代的人都有过类似经历；但他父亲的这种个体性经历的背后，却映衬着包含着帝制瓦解、外族入侵、江湖纷争等等那个年代的典型特征。于是这种私人性质的家族记忆，就自然地成为了关于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而京极夏彦的推理小说之所以优秀，就因为同样拥有上述特质。
　　
二、
　　
京极夏彦所叙述的那些匪夷所思的案件背后，均有一个相同的时代背景，即为战后的日本社会。
　　
二战结束和美军进驻，给战后的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战前社会结构的瓦解和重建，明治时期传承下来并且专制政权下逐渐强化的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开始消弭，而随着现代的商业社会在战后日本的兴起和发展，各类现代思潮和价值理念则在日本社会内部萌芽，并开始影响日本社会。
　　
这些在社会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我们在京极夏彦呈现的故事中均能轻易找到：例如《姑获鸟之夏》中的无性生殖技术、《狂骨之梦》中的精神分析学、《铁鼠之槛》中现代科学给传统日本佛教带来的冲击、《络新妇之理》中战后由美军带来的色情业发展、新旧婚姻制度的斗争、以及女权思想在日本社会的兴起等等。而这些零碎地描写战后日本社会的笔触，在京极夏彦的文本中，却被一件件诡异的恶性案件联系在一起，逐渐拼贴出一个充斥着新旧理念冲突、并在内部发生着核子聚变的时代。
　　
日本社会战后的这些变化，如果放到当时的全球背景下审视，则既有本土性的特质化，也带有一些普世性的一般化。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 戈登在《日本的起起落落》里，对这段时期的日本社会做出的评价所说的那样：“在今日时代里，生活愈来愈丰富，但人类的分割亦愈来愈深刻”。或者，正是这种分割，才是造成京极夏彦笔下那些诡异案件的现实原因，它才是布局这些案件迷网的“蜘蛛”。
　　
所以，这样看来，《狂骨之梦》与其说是一个疯狂的报复案，不如说是战后日本国民在旧有的信仰体系崩溃以后，寻找新的信仰的迷惘之况，我们很难讲这个故事里只有降旗宏和白丘亮才是真正在寻找自己信仰的支撑，里面的邪教领袖和受害的少女，不也是信仰迷惘的受害者么？而《铁鼠之槛》更不仅仅是一个神秘的僧侣谋杀案，在连环案件的背后更是展现了日本战后宗教管理体制变动而导致的信徒的冲突，更重要的，它还展现一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命题：宗教与科学在现代社会里是一对冲突而又不可分离的暧昧关系。到《络新妇之理》中，京极夏炎对战后日本社会内部新旧理念冲突的现实关照愈发明显。与其说，他在这本书中用精巧的叙事结构，手术刀似地解剖了一连窜“溃眼案”和“绞杀案”，不如说是解剖了日本本土的母系婚姻制度下的价值理念，与近代化以后植入岛国的父系婚姻制度下的价值理念间激烈的矛盾和斗争。 　　
三、
　　
最后，不得不注意的是，在京极夏彦的故事中，我们不仅仅在场景设定中看见日本战后社会的影子，而在他对每个人物角色的成长背景和性格设定中，同样可以清晰地发现那个时代的特点。
　　
只要看一下几位主角的个性特征和关系即可，首先是名叫中禅彦秋寺的古旧书店店主，学识渊博，同时他还是一位阴阳师；其次，那位外表俊秀、但性格粗陋的华族后代、拥有窥视真相的特异功能却冒失的私家侦探榎木津礼二郎；第三，外粗内细、体格强劲的日本国警视厅刑警木场修；再加上反应木讷，生活懒散、曾经受过自闭症困扰的三流神怪小说家关口巽。这四位主角各有迥异于常人的性格特点，而他们却又是从年轻时代开始，就一起读书、一起参与了战争的生死之交。
　　
可以说，这四位主角，如同故事中的其他角色一样，都成长于战争以及战后的这个时代中。因此在京极夏彦的笔下，他们不仅仅依靠对那个时代的解读来发掘每个案件的真相，同样他们自己也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甚至困扰。例如榎木津礼二郎特殊的家族背景，小说家关口巽的自闭症等等。
　　
所以，从姑获鸟到魍魉，从金色狂骨到铁鼠，这些表面看似怪谈的背后，彰显出的却是那个时代里生活着的个体的无奈和挣扎。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作者: 杨天石
副标题: 蒋介石日记解读
ISBN: 9787203061045
页数: 546
定价: 60.0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8-5-1

 文/严杰夫

杨天石老师果然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一本《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汇集了他多年研究蒋介石和近代史的成果，翻看书来，才知这是一本杨老师的文集。

杨天石老师应该是最先看到胡佛研究院公开的《蒋介石日记》的近代史专家，而《找》一书应该是杨老师对《日记》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蒋公感兴趣的历史爱好者不可不读。坊间有一些质疑杨老师立场的声音，我通读全书以后感觉，杨老师在书中的观点还是比较中肯，并未有明显地偏颇之处，甚至在诸如“中山舰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为颇多蒋公辩解的地方。苏小和批评杨老师此书中，观点并未有新，先入为主的意识较为明显，进而怀疑作者“是否存在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自我约束，由此设定一个相对局促的学术路径”。

对此问题，我个人认为，《蒋介石日记》公布的价值，并不在于为研究蒋介石和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框架，甚至能够起到颠覆之前史学界对蒋公所做的整体性评价，而在于为以上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审视的角度，或者一些新的材料，能够在历史资料的梳理中更加完整地重现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作为曾经国家的最高领袖，而且由于其年轻时代的成长经历，决定了蒋介石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甚至在他的性格和观念中有很多矛盾和冲突的方面，这是蒋公执政理念经常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甚至这一原因最终导致了在中山先生身后、上个世纪前半叶国共两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局面。杨天石老师在书中对蒋公这种性格特征的还原，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

至于对于蒋介石的人物性格并未形成突破性的观点，一方面我想是《蒋介石日记》目前并未全部开放，而更重要的是，可能我们对《蒋介石日记》给予的期望有些不切实际。尽管《蒋介石日记》是蒋公的私人材料，但是由于蒋公在近代史上所处的位置，特别是在蒋公成为国家领袖之后，他在记叙日记的时候必然会有所顾虑；另外，正如杨老师在书中所说，蒋介石对人事的观点，都是其主观的判断和看法，因此在翻阅日记的时候，必然不能完全采信蒋日记中的说法，还是需要和其它材料配合和比对，才能尽量真实地还原历史事实，所以尽管《日记》的公布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历史材料，但是光凭这一本《日记》就能够推翻诸多历史观点，甚至形成新的近代史框架，那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

出于个人兴趣，我对《找》书的遗憾，倒是在于书中对蒋介石的私人生活呈现太少，仅仅在最后一章对蒋宋伉俪的私人生活进行了一些介绍和描述，对于以历史八卦为爱好的我来讲，当然是不够过瘾，只盼今后有哪位大家，能够在包括《日记》在内的权威材料基础上，用平实的叙述手法，重现当年蒋宋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个人认为，八卦中的历史，才会有最真实的一面，八卦中的历史人物，也才是最美丽、可爱的人物。

文/严杰夫

 

“铁鞋踏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买书淘书的乐趣就在于，无意间碰到一本自己心仪很久的书，并且还发现价位十分实惠，那种激动的心情应该不亚于常人买彩票中了五百万。

7月购书的遭遇，就是这样一例典型。

前天在网上闲逛，想搜罗一些近期书讯，却不经意间发现有网友发帖说，卓越网的王小波全集（云南版 平装 10本）打三九折，原价174块多，现在才卖67块多。看到这条消息，赶忙跑去卓越网查证，果然如此，当下毫不犹豫地就下单订货了。

书第二天中午就送到我的公司，手捧满满一盒“王小波”，满足感油然而生。下午上班不久，就有网友跳出来说，王小波全集折扣率已回升到五折了，回涨了20多块。于是，更加感到自己的幸运。

我想，这种书籍带来的“副产品”，就是令购书者“买书如山倒”的重要原因吧。而这种意味，不论是以前传统的逛书店，还是当下的网络购书，大抵都相差不多，同许多生活习惯一样，新技术带来的只是渠道和外观的变化，“快乐、满足”这些人类生活的内核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因为购入王小波全集一套，7月份入账的书就不太多，只有杨天石老师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法 谢和耐 Gernet,J）以及京极夏彦《铁鼠之槛》。

 

 

侯孝贤在拍《最好的时光》的时候说，“最好的时光”是哪一段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的，也只有在辜负浪费之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所以，叔本华才毫不掩饰地直称，人生的本质就是苦。或是因此，无论在佛的眼中，还是在基督的眼中，世人活着简直比死要可怜。

 

幸好，在艰难时世中，我们还有书可读。

 

或许是不舍得挥别5月份这一年之中的“最好时光”，所以6月以来才会情绪稍有低落，于是感觉看什么都暗淡了。

 

5月份连读了朱天文的两本书——《巫言》和《荒人日记》，两本书读的很吃力。期待着看到张爱玲式的刻薄或细腻，却满眼皆是文字符号组成的咒语，写字人在这里蓦然变成了巫师，而作者还原文字和文本最原始功能的意图固然可谓“惊为天人”，却苦了我辈阅读菜鸟，要拼上自己的全部精气才能参透书中的只鳞片抓。

 

于是，决定，6月份，闷热来临，应该给自己选几本清凉通透的书本。孟晖的《画堂香事》和《潘金莲的发型》其实算是女性读本，书中描摹的中国古典女性装扮的细节，固然能让考据癖和历史八卦爱好者过足了瘾，但由于“女为悦己者容”，一想到书中那些不厌其烦却着实美好的装扮物品和工序，却和自己丝毫没有关系，实在令敏感巨蟹座的我倍感失落。

 

记得4月份《小团圆》的上市，掀起了2009年书市的第一个高潮。各路文人骚客也登时纷纷登场，看来张爱玲祖师奶的面子果然够大。而北京文艺趁热打铁在6月推出了《重访边城》，是要坐实了张奶奶“2009年华语文坛第一人”的名头。更何况，据说，据说之后还有其它张爱玲晚期未发表的作品将被整理发掘出来，潜台词即告诉张迷们提前准备好银子，后面的料还多着呢。只是，生前性情寡淡清冷的张奶奶，要是知道自己身后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会不会就此变得豁达，而“九莉”的行事言谈或者也不用那样察言观色，更不致于对着“欺负”自己的男人愤恨却骂不出口，只好在半夜望着“那狭窄的金色脊背”，暗地里想是用沉重的“斩肉的板刀”，还是用伏手的“切西瓜的长刀”。

 

闲话少说，附上书单共飨之：

 

《最好的时光》 作者：朱天文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紫禁城的黄昏》 作者：[英]庄士敦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周作人传》 作者：止庵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边城》 作者：沈从文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作者：[法]谢和耐（Gernet,J）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的精神》作者：[法]孟德斯鸠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重访边城》作者：张爱玲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小津》作者：[美]唐纳德·里奇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羞耻》作者：[英]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潘金莲的发型》作者：孟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画堂香事》作者：孟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思念依然无尽》 作者：满妹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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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买书有点多，所以5月购书就主动地节制了一下。

我感觉，目前内地的书商反应越来越快，你稍稍发现一本在“外面”稍微热闹一点的书，转眼就能发现简体中文版已经毕恭毕敬地立在书店的架子上迎候你了。这里也要谢谢辛苦的译者，让我们能及时看到那么多海外的好书。

另外，一些此前在内地算是“噤声”的作家，2009年来也好像成为书商的一个卖点，真是“里面”的限制稍稍放松一点，这些作品就在市场上井喷起来。这一类书的质量还有待磨砺，毕竟大多是中文作品，且多为文集，这也更要求编辑活儿更细致，如何组稿、如何分类等等都是功夫活儿，得下力气，动脑子，不然数量一上来这么多，质量却不高，很容易搞得读者“肠胃不适”，这就容易误伤这类作品的可读性。做什么事都得“风宜长物放眼量”，做书其实也一样。

闲扯了这么多，估计要被一干“专业人士”笑话班门弄斧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大成。
最新一期的《财经》上刊载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的《再度马克思》一文，文章对马克思的评价道，“马克思……尽力成为英国式古典经济学家，但晚期，成熟的马克思主要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政治活动家和预言家。”
可见西方经济学界还是承认马克思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学上作出的贡献，因此在全球化日益臻精的今天，尽管不属于主流的经济学哲学，但我们回过头去，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去读一下“原味”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是否会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我想，这对于深受金融危机困扰的读者来说特别有意义。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采最重要的哲学作品之一。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写“上帝死了，尼采疯了”，曾经的基督徒尼采就是在这部作品中宣告“上帝死了！”。

《说吧，记忆——自传追述》

纳博科夫自传。
4月以来，书市上特别多的传记——纳博科夫、苏珊·桑塔格、周作人，如果再宽泛一点，张爱玲的《小团圆》也算是自传吧。在这么多的传记作品中，“Loli之父”的自传当然不能不读。

《午夜之门》和《蓝房子》

诗人北岛好像逐渐在变成散文家北岛。那个曾经喊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也早就收敛起了锋芒，而笔尖流露出的也已不是对世间黑暗的愤恨，而是对那些灰黄的回忆的淡淡思念。字里行间读的到一个长年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那种想念。
我想，北岛的文字现在在内地市场上基本无所忌讳了，那么让他重新安定在那个日思夜想的北京城，应该也不会太远了吧。

《巫言》和《荒人手记》

2008年，内地图书市场已经为朱天文做足了宣传，好几家重量级的媒体都安排了她的访谈，并且她本人还亲自被请到南京做了一系列的活动。胡兰成的高足、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传奇性的才女姊妹花，任何一个标签都足以让任何书友兴奋。《荒人手记》是1994年夺得台湾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大奖首奖，而《巫言》则为朱天文最新的一部作品，2008年年初在岛内出版。

《河岸》

苏童的上一部作品《碧奴》，作为一部幻想小说，较为失败，而最新的这部小说则回归现实，写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这本书出版以后基本获得了评论界的肯定。书封上的自荐较为有趣，是这样一句话：“一条河。一群流放者。一段发囧的历史。来自香椿街上的少年漂泊到河流之上，空旷、孤寂……”——希望苏童的这个故事不像这段话那么囧。

《小津安二郎周游》

敬仰小津安二郎很久，这本书是完全凭借豆瓣的推荐而收纳的，豆瓣上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排在首位的是一篇名为《作为侵华士兵的小津》，其实这个题目也是一直吸引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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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这玩意儿，让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来研究思考它的前因后果，恐怕都要想破脑袋。因为，这点事儿，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教人感到矛盾的事情了。社会学家没有统计过，世上究竟多少比例的男女能真如浪漫喜剧内那些幸运男女一般，与自己的真爱甜蜜厮守的。这样看来，婚姻与爱情之间究竟有多少关系，恐怕很难说。而随手翻开史书来看，要么是孟姜女那种青年丧父的节烈，要么就是陆游与唐婉那种有情人不得眷属的哀怨，悲剧始终是多于喜剧，于是让人看了对婚姻不敢有所期待。有人要拿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说事，我倒是不敢苟同，要不是司马相如有城墙般的面皮和他老丈人殷实的家底，就凭他一文艺青年的社会地位，没有被两家长辈棒打鸳鸯，也要被社会大众的口水和白眼河蟹掉了。    扯的有点远，其实，我想说的是，婚姻跟那种憧憬的爱情生活，有时就是天堂人间的差别。虽然这个简单的道理大部分男人都懂得，但是真正到了现实中，为什么那镜花水月般的憧憬就是很难被放下，而任凭围城困境就在历史长河里悲壮地一次又一次上演。谁知道“为伊消得人憔悴”不是在痛诉，婚后的鸡毛蒜皮刺破了婚前关于才子佳人的想象后，产生的那种令人崩溃的沮丧感？    可是，“方鸿渐们”究竟是最终跟着自己的“孙柔嘉”走了。只是这种围城困境的原因，表面看是男人“怜香惜玉”的“美德”没有得到孙柔嘉们恰当的感谢而只有不知趣的埋怨，而内里实质则还是传统大男子主义无法在自己挑定的对象面前伸张的挫败感。因为，孙柔嘉这样的现代女性，虽没有苏文纨那令人无法捉摸的外弱内强，也少了唐晓芙那不愿妥协的决绝，却也是早已熟捻于掌握男人心理的技巧，所以方鸿渐们非但无法伸张自己的主意，并且还逃不过要变成一只跟着虚妄的“胡萝卜”走的“驴子”。赵辛楣很早就提醒，“孙小姐――唉！这女孩子刁滑得很”，可是，方鸿渐却非要执迷不悟地说辛楣是“神经过敏”，所以，活该是他最终变成那条“撞上鲸鱼口的船”。    另外，即使说方鸿渐们对待孙柔嘉们的心里，着实是装着要疼爱对方的“美德”的，但因这种“美德”而遭来围城之困依旧不值得同情。因为要知道，这种“美德”的实施是看特定对象的，而并不是公平地奉献。要是方鸿渐们眼里“欣赏”不到孙柔嘉们的温柔、妩媚和调皮，恐怕这种“美德”也就无从实施了。有人还坚持，方鸿渐并不是那种贪恋美色而只看女人外表的粗人。可是我却要说，要男人忽略女人的外貌，简直是比让狗见了主人不摇尾都要别扭。只是这种对于外貌的贪恋，有的时候是一见钟情般的轰击，有的时候却是在情感氤氲中慢慢酝酿出的陈酒，劲道缓慢却仍让人沉醉其中。    看看方先生与孙小姐的故事吧。首次见面，孙柔嘉在方眼里只是个“长圆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太开”的生涩女学生，这相貌着实不出众，完全没有“初初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的感动；但是，在度桥获助且教自己没有在同事前丢面子后，在方先生眼里，孙小姐的脸红却已成了“法国时饭上冲酒的凉水”，有了“一种温淡的兴奋”；而直到在旅店同屋就寝，看到“灯光里她的睫毛仿佛微动”，方鸿渐早已心旌摇荡。而在前往三闾大学的途中，我们的方先生或许是不自觉，却又的确是称景的对女学生后辈的关照，在那一路浓郁的暧昧中，正成为这出爱情剧的种子。再加上如同所有爱情故事中不可缺少的煽风点火一样，赵辛楣在一旁不时地插科打诨，让这堆干柴烈火最终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所以，我们也就知道，原来在男人的眼里，原先不起眼的女生，在恰当的条件下即使不会变成倾城倾国之貌，起码也会在“天真的脸上意想不到地添些妖邪之气”。    并且，我承认自己还要恶意地揣测，所谓“陆子潇的追求”完全是孙柔嘉捏造出来，为要完成对鸿渐的致命一击，以让对方看清自己其实心里已经是爱她的了。如果真是这样，我真要佩服，孙小姐对祭出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时机的拿捏之准令人惊叹，而高松年此时又恰到好处地断了方鸿渐在三闾大学的“职业前途”，让他只能去新有的爱情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生活的希望。所以，这样来看，方鸿渐常挂口的那句“女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实在是很有道理的箴言。可惜的是，方鸿渐同大多数高学历的学生一样，知识永远是空气中的尘埃只会随风四处飘荡，永远也无法落到地上变成可以培育出果实、也可以令人感到脚下踏实的土地。不知道我们的方先生，在婚后数年，再回看前往三闾大学的那段旅程是否会有一种不堪回首。    所以，钱锺书在《围城》里显然无意去讲一个庸俗的结局浪漫而甜蜜的爱情故事，却是最直接地给我们展示了最写实的婚姻生态。而在当代社会，围城或仍是大部分人一生中最困窘的经历和状态。在这里，我无意鼓励人们都去选择一种单身主义、拒绝婚姻的态度，毕竟对多数成年人来讲，婚姻仍是最好的人生归宿。只是，作为现代方鸿渐的你我，在想要进入婚姻这座城池的时候，少一些对梦想的期待，多一些对现实的考量，让婚姻成为一种羁绊，而不是坟墓，对我们来讲或许是最好的结果吧。 《围城》作者钱锺书以刻薄闻名，但却真实地展现了婚姻生活的无奈。

 

途加千字文俱乐部（http://1k.tugus.com/​）专稿 

 

 

英国著名左翼作家、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在1990年给BBC所做的演讲中指出，“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自己已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圈套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等词语仍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和野蛮的行径作托词”。同品特一样，王绍光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西方国家所施行的民主生活和制度早已不是古希腊时期纯正的民主制度了，“它们是异化后的民主、去势后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
 
从上世纪初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先生与赛先生”就带有一种普罗米修斯情结。但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两位“先生”（特别是“德先生”），不是被政治现实异化成丑陋的怪胎，就是干脆直接被执政集团轻蔑地践踏在脚底。于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民主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镜花水月”。但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任何时期都被执政者看作即要利用、又被提防的集团，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实质性接触到政治管理的最核心地位，从而长期缺乏对政治现实、博弈经验与技巧的认知，因此西方式民主的实行，就盲目地被民主派知识分子看作是解决中国一切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
 
所以，王绍光老师在《民主四讲》中对西方民主所进行的深入剖析和批判，自然是有其必要性。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同一切批判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优秀作品一样，《民主四讲》让当前关注民主化进程的我们，对西方民主的历史、运行机制及其效用实现，都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但仍应当提出，正如王绍光老师在书中批评西方研究机构在评价各国民主实现程度时，总对中国带有有色眼镜一样，王老师在书中对西方民主一贯持有的批评态度，无视现代西方民主在资本主义革命以来的现实运作中积累起来的政治文明，并据此否定西方民主对于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似乎也有偏见之嫌。
 
王老师在第一章就急忙地借助文献让读者认识到，不论是古希腊的先贤，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改革家们，其实都是在毫无例外地反对民主，起码是不加限制的民主。他似乎在告诫那些心中始终对西方民主抱有期待的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理想即使在西方思想家的眼中也被弃如敝帚。但对近代欧洲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完全民主抱有谨慎态度的背后，不仅有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的考量，更重要的还有提防由于底层民众被精英集团利用而带来的“多数人暴政”。历史事实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恐惧的必要性。君不见法国大革命中血流成河的惨状？而上个世纪德国法西斯政权对犹太民族的种族清洗，与其说是欧洲大陆民族国家反犹传统的后果，还不如说正是民主未受恰当限制而被别有用心利用后造成的悲剧。
 
而稍有宪法知识的人都清楚，在王老师书中被一笔带过的“宪政民主”才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76年 《独立宣言》）这类民主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由宪法确认并保护的，民主不过是这些权利的实现方式。而最终决定民主最终实施效果的因素，并不在于实施的是不是西方民主，而在于整套宪政民主的机制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下能否被各集团成熟理性地运用。因此，回到书的开端关于俞可平先生提出的“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个命题来看，我们可以指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在于一个国家怎样使用它，以及使用它的熟练程度，而并不在于民主本身。也因此，归根结底，民主就是一种现代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方法和管道。而正是这种方法和管道，以及在运用对这种方法和管道中的技巧，才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
 
这样来看，王绍光老师在书中对民主的讨论，过多地集中于对各国选举制度进行分析，似乎也是一种偏颇。因为在宪政民主的架构下，选举只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方式，但并未涵盖民主的所有内容。在宪政民主下，由集会、结社、游行以及出版自由构造起的，一整套和平表达诉求以及实施博弈的机制，同样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王老师却没有对这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不可谓不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因此，在本书中用来批评资本主义政府缺乏民主权利扩展积极性的部分例子，如无产阶级通过社会运动才争取到选举权利、西方少数民族以及妇女等弱势群体通过斗争参与到选举中等等，这些正是公民拥有集会、结社、游行以及出版自由而带来的结果，也恰恰证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对国家内部矛盾的调整方面具有极大的弹性。
 
诚然，正如前文所述，我们仍然应该承认《民主四讲》是一本优秀的民主常识普及课本，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如王老师所言，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来探索实现民主的新途径“，并确实不可“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对于西方民主制度运行四百年所积累的大量宝贵经验，我们应该全面、认真、虚心地学习和考察，某种程度的“拿来主义”对亟待对改革进行深化的中国来说极其需要。而始终抱着现在的制度就是“符合国情的惟一正确道路”，而拒绝学习一切西方政治文明和思想的观点，只能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野蛮态度。

 

 

 

 

事实上，听到杜鲁门·卡波特这个名字，还是因为2005年那部叫做《卡波特》的同名电影。那部电影是以卡波特撰写他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冷血》为故事背景的。在这部电影里，导演塑造了一位性格乖张、心思缜密的卡波特。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将那样一位卡波特跟《圣诞忆旧集》里那个单纯的小男孩联系起来。

 

如同《冷血》中的那个性格乖张的杀人凶手一样，卡君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传奇作家。不幸的家庭、缺乏稳定生活的父母和乡间充满温情的幼年生活，或许正是这些差异巨大的成长环境共同令卡君拥有一种主流社会看来怪异奇特的个性和行事方式。所以，卡波特在《冷血》的写作过程中与凶手佩里的交往，或许确实带着自己功利的目的，但我宁愿相信他对他的那位主人公起码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愫。

 

在《卡波特》电影中，有段卡君与其好友艿儿·哈珀·李的对白。卡君对艿儿开玩笑说，他仿佛在写作过程中已经爱上了佩里。艿儿听完却一针见血地反问道，你恐怕爱上的是你自己吧。所以，卡君之所以会对那起凶杀案具有如此剧烈的写作兴趣，或许正是在其中看到了凶手与自己拥有一样的性格因子：对环境、旁人拥有的柔软而又残酷的矛盾感情。

 

所以，我们只能说，《圣诞忆旧集》这部作品为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位传奇的天才作家内心中宝贵的另一面——单纯、温情、细腻。书中短短的三篇小文，用单纯质朴的文字，即触发了读者内心最温暖的记忆。由此看来作者的文字表达同他的语言表达一样，对观众或听众充满了蛊惑力。

 

在这里，我想我们应该感谢卡君的姑婆——即书中提到的那位朋友、老处女苏柯小姐，还有卡君的好友艿儿·哈珀·李。我想她们不仅是这个世间最了解卡君的两个女人，而且正是因为她们给予卡君的温暖而真挚的关怀，才令卡君在性格中还有如此温情真诚的一面，也因此才使卡君写出了抛却世俗的爱情故事（卡君另一部大名鼎鼎的作品——《蒂梵尼的早餐》）以及单纯美好的童年回忆。于是，我们的读者也有幸从那些文字中，读到了对于人生真正幸福的注脚。

 

在物质文明愈发发达的当代，《圣诞忆旧集》在这方面更凸显出了它的价值。最可贵的是，我们从该书中领悟到的是，充裕的物质生活本身并不能从内心赋予我们真正的幸福感，而那些被现代社会所逐渐摒弃的、看起来却不合潮流的、那些关于“信仰、包容、真诚以及爱”这样简单却归属人类本性的品质，才是造就我们幸福的基石和根源。而大部分人带着的那些看似理性、实则功利的观念，持有的那种所谓“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却恰恰是破坏幸福的最有力工具。

 

常年生活在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中，一生追逐名利并最终功成名就的卡君正是在《圣》一书中用最质朴简单的文字，但却是最单纯真挚的感情，对上述价值观进行了最有力的一击。

 

无论如何，我要万分感激卡波特，正是他和他的这本《圣诞忆旧集》，在这个寒冷彻骨的2008年年末给我带来了些许温情，也令面对即将到来的2009年，围困在忐忑不安中的我的内心，有了向前的勇气。

 

谢谢卡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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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忆旧集

译者: 潘帕
作者: （美）杜鲁门·卡坡蒂
副标题: A Christmas Memory （双语插图本）
isbn: 7544707520
页数: 260
定价: 24.50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08-12

文/杰夫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标志性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犹如这个国家几千年中的任一历史事件一样，被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用各类语言和视角解剖和阐释过了。

可是，大概在普通民众的意识里，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仍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主流意识里，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于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百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最通常地被认为是中国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在这场运动中受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贯穿于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则常常被比作“文艺复兴”。即使在最近的有关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的文章中，官方的评论员们依旧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评论为伟大的启蒙运动，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将中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做了以下的比附：“如果说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曾经使西方文明引领世界风骚，那么，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创造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也使当今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但在亲历五四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心里，却完全不认同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说法。在后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的胡适，在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混同。他在1960年的《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讲话中指出，“五四本身绝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他只认为，新文化运动才是“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作为“大幅政治化”的五四运动，在他心里却成为了妨碍完成中国启蒙运动的“障碍”。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诸君，也均先后对五四运动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或者进行了反思（例如，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为反对学生罢课游行和其它激进的行为，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而陈独秀则对苏维埃革命和民主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思考和阐释）。

五四运动最后用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了之前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理性批判的新文化运动，这恐怕是陈独秀等发起和组织者并未能意识到的。而这场所谓的爱国学生运动尽管最后在唤醒民众良知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坚持和推广新文化运动之“民主与科学”的宗旨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而此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秉承理性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逐渐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掩盖，最终未能完成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本该完成的任务。由此，民族主义情绪在政治力量别有用心的煽动下，和着帝制传统遗留在民众思想内的窠臼，发酵成为了各类暴力意识滋生的土壤。

一些长期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学者，如费孝通者，也认为，由于近代小农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传统的社会体制也被打乱，但是新的信仰体系和秩序体系尚未在社会内部得到建立和生长，因此在政治团体的推动下，某些激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很容易被民众认可和接受。因此，不在民族国家民众价值观中树立起理性批判的思维习惯，就无法根治民众暴力问题。

为此，舒衡哲先生在《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序言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在邻近的韩国，同样具有一样的民族思维问题。同样因为历史上尚未进行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民众缺乏理性思维的习惯，自然在遇到社会问题和矛盾时，民众容易采取极端激进的方法来应对，而网络暴力的泛滥自然就是这种现象在网际间泛滥的结果。而不解决民众的“教育”问题，那就会出现下一个“崔真实”，国家制定再多的“崔真实法案”都没有用，因为在思想领域，制度往往是最无效的。

中国启蒙运动

副标题: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ISBN: 9787802253094
页数: 376
定价: 30.0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7-8-1

 

法律的基本原则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近代以来，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依据公开的法律和规则来推定违法后果的基本依据。只是与大陆法系严格按照法律规则本身来判定以外，英美法系却自成一体，偏偏要根据案例不同，来具体做出判断。
　　
而《九三年》一书中三个主人公最后看似相同的“判决”，在背后却显然拥有各自不同的意义。违法者与违法者之间，实然应是不同的。
　　
身为封建时期的贵族——朗德纳克侯爵因为企图颠覆新生的共和国，自然毫无争议地应被判处死刑，但他关键时刻闪现的人道品质的光辉，却也反衬了共和革命在对待传统方面的残酷和偏激。
　　
作为曾经的教士、现在共和革命的坚定信徒，西穆尔丹虽然在捍卫革命方面坚定不移，但却忘记了自己曾经同样持守的信仰中所包含的人道精神。最后雨果用他自杀这一情节安排来表达，失去了那种代代流传在人类社会中的人道主义，革命必将走向灭亡的观点，也从现实上隐喻了法国大革命必会陷入血腥斗争的漩涡而最终葬送革命的成果。
　　
而处在三角关系中心的共和国将军郭万，最后则因为自身的“仁慈”而被共和国的法律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只是，他虽然同样是受到规则或者法律的惩罚，但在其结局的背后，则被雨果赋予了更多宗教救赎式的意味。郭万本身是坚定的革命支持者，但其性格内包含的在老师眼中是属于软弱妥协的元素，却是最终使其成为人道救赎的关键因子。雨果使其宁愿选择走向断头台，却依旧不放弃人道主义的悲悯，与其说是要他继续捍卫法律的尊严和公正，不如说是让其在代表革命血腥的断头台前成为拯救人性和人道的牺牲。
　　
回过头去看，雨果给郭万设定的封建贵族后代，以及共和国出色的将领这一双重身份，也决定了他最后成为基督式的完美救赎者的命运。通过救赎，法律和人道在这个“大革命基督”身上实现了完美结合。人道主义通过郭万的牺牲，在愈发激进和残暴的革命中得到了复活。
　　
但我们也应清楚，雨果在《九三年》中的确是反省了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暴，但却也毫不掩饰地赞美了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造就的人类文明的新巅峰。只是，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在全书波澜壮阔的情节中可以品咂到的是，革命只有在捍卫人道的同时，才会真正带来自由、公正和民主等那些人类追求的美好事物，否则革命只会在人类的互相倾轧和斗争中重新迎来专制。而这也是近代以来，法律精神中无时不忘人道关怀的根本原因。
　　
法律的表面看起来苍白而严肃，但法律文明的内里却从来不乏温情和关怀。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理性博弈造就的成果，更是人类文明中代表人性的内核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展现出的灿烂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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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杰夫

“郭大路人如其名，的确是个很大路的人。‘大路’的意思就是很大方，很马虎，甚至有点糊涂，无论对什么事都不在乎。”

《欢乐英雄》的一开头，这样写道。

于是，我一开始就想，郭大路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应该在江湖上出没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江湖是个鱼龙混杂、尔虞我诈的地方。“大路”的人在江湖，应该是连生存都有困难。

可是，当我读完《欢乐英雄》的第四十七回，却惊奇地发现，郭大路居然在江湖这个地方活下来了。他非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还很好，并且还有了三个很要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有了一个非常非常爱他的妻子。

他的朋友，叫王动、林太平、燕七。

燕七，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那么，我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让郭大路和王动、林太平、燕七，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和困境，依旧能够在一起，而且很快乐地在一起。

是“信任”？

是的，“信任”。

人跟人在一起，难免会产生误会，就好像人常常在河边走，鞋必定会被打湿的道理一样。可是，重要的是，怎么去面对这些“误会”？

“误会虽不好，但若能解释得清楚，彼此间就反而会了解得更多，情感也会变得更深一层。”

而他们四个人，正是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之间始终坚持着那份信任。依靠着这份信任，他们击溃了凤栖梧；也是靠着这份信任，他们战胜了红娘子、催命符和赤练蛇；仍旧是借着这份信任，他们征服了金大帅、卫夫人、南宫丑和陆上龙王。

所以，我们知道，“你假如跟你的朋友有了误会，一定要给个机会让他解释。”

我们一辈子，能遇到几位交心的朋友，而我们这一辈子，又能遇到几位真正将心系在自己身上的爱人？

应该很少吧。甚至，很多人一辈子就只有一位真正的朋友，就只有一位真正爱自己的人。

可是，我们却似乎还是特别吝啬于将自己的信任给予他们。

难道是因为这个江湖太过于风云诡谲，还是这个江湖太过于人心叵测？

所以，大多数人看这个故事，应该都会跟我一样，很是羡慕郭大路。

所以，他们才能在这个江湖成为名符其实的欢乐英雄。

他们的欢乐，不在于花不完的金钱，不在于拥有了至高的威望和权力。

即使在和诸多江湖名流交手过后，他们依然似乎是这个江湖最名不见经传的四个侠客。可是，他们真的拥有了欢乐，拥有了幸福。

因为，他们之间拥有信任。也因为，在面对这个世间最宝贵的友情和爱情时，他们懂得如何用信任去维护和呵护它们。

所以，我们知道，“若想要自由、爱情和快乐，就只有用信心、决心和爱心去换取，除此之外，绝对没有别的法子。”

这种信心、决心和爱心的实底，就是信任。

我很高兴，在10年前的那个夏天，有微风吹过的那个下午，读到了《欢乐英雄》这个故事。从那时起，我知道，要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首先自己首先要放下防卫和成见，去尝试信任别人。

那个下午，我真的体味到了这个故事中四溢出来的欢乐。当然，在这个故事中，我还读到了其它。

也因此，我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是一个叫熊耀华的男人写了这个故事。

这个男人，还有个名字，叫作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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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古龙
isbn: 7806070621
书名: 欢乐英雄
页数: 616
定价: 28.0
出版社: 珠海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