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途加千字文俱乐部专稿：http://1k.tugus.com/
　　
“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对他的家乡老常州城的回忆，文字中描述的典型的江南古城的景象，在现在的常州城内，恐怕只能在青果巷仅存的一段里弄周围，才能寻到一丝痕迹，而延陵古城的全貌恐怕就只能在古籍文献中才能得以窥见了。在《采访本上的城市》中，前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也将延陵古城，举做城市拆迁过程中传统历史文化名城被肆意破坏的典型案例。
　　
其实，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整个常州城依然是里弄“阡陌相通”，除了部分地区的环境已经变迁以外，整座老城的形制轮廓依然清晰可辨：青果巷、前后北岸、古村、西瀛里城墙脚、乌龙庵、青山桥上街下街等等诸多“老常州们”熟谙的地名，当时依然各有与之对应的实质区域存于世。但如今有些地方要么仅仅留下了一个虚无的地名，而却丝毫找不到它所指代的地域，要么就干脆连地名也从这座城市中被新进的建筑和社区所掩盖了。
　　
常州本地文人村人对这种新城市的侵入、老城区的消失曾饱含悲情地撰文悲恸过，在那篇《三哭常州》一文中，传递出的除了对那些被野蛮拆迁的、曾经代表了这座城市文明高度的、栋栋精致的古典建筑而涕泪外，恐怕也是对这座城市曾经孕育过的、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华传统文明最高峰的文化传统的消失而感到难过。只是，作为文人的村人，在字里行间传达出殷殷的痛惜之情后，对于城市拆迁行为的分析，却失之于缺乏理性。
　　
城市生态的主体是市民，所以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自然是增加市民的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之所以要捍卫传统的城市格局和建筑（起码不应是一刀切地、野蛮地抹掉历史传承下来的城市格局和建筑），不仅仅单纯地存在保护历史古迹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其中还包含了尊重市民生活传统习惯的意义。只有尊重市民及其家庭传承下来的生活习惯和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文明才能够得到稳定和谐的发展，；也只有一座城市中的市民被得到最高的尊重，与市民有关的城市文化形态才能得到最好的保留，而在这种保留中发展和孕育出来的各种城市生活形态的创新，才能造就贴合这座城市文明特点和个性的突破，只有这种突破才能给这座城市和与这座城市相关的所有利益群体最持续和丰厚的回报。这是一种健康的城市生态理念。
　　
正因为此，启蒙意义上的城市文明和城市发展，才被要求建立在契约精神上。启蒙运动的先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这样定义城市的概念：“协约的结果立刻就产生了加盟的集合体，而代替了参与协约的每个单独的个体，它包含了参加表决的所有个体成员。此一统一独立的实体拥有集体的自我、和自己的生命与意志。这种由其他个体加盟而成的法人实体，我们叫它城市。”
　　
但反观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城市文明似乎自古以来就缺乏这种包含契约精神的城市文明。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文明中包含的是，从封建帝制下的臣民体系，到现代官僚制度下的行政从属体系，其中市民群体从来都是作为弱势群体而存在的，他们从未享受过作为契约一方所应享有的权利。所以，即使已经拥有了《物权法》，当代中国的市民群体依然无法捍卫自己应享有的权利，更无法抵挡来自行政权力及依附于其上的其他社会利益集团的侵害。

 

链接阅读：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简·雅各布斯 【加】
《采访本上的城市》      王军
《社会契约论》           让·雅克·卢梭【法】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1：27-28】

 

 

人类似乎一开始就作为超越地球上任何生灵的存在而诞生的，所以当我看到《家园》（Home）中，人类从远古时代以来在地球上“创作”出的一幕幕杰作时，带来的震撼丝毫不亚于神在创世纪中的作工。
　　
只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创造的那些自以为豪的奇迹，不过是建造在神备下的各类资源之上的“巴别塔”。于是，那些所谓的奇迹在神的眼里，自然也就脆弱得不值一提。可是，我们的欲望从农业社会产品的剩余开始，已陡然膨胀起来，最终成为了无法填补的欲望之壑。在资源稀缺的脆弱平衡中，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类不仅贪婪地攫取神的赐予，不仅野蛮地侵占其他生灵生存的依靠，甚至彼此之间也不断地斗争和戕杀。于是，数千年来形成的金字塔结构的人类社会，与其说是文明臻化达到的一种高级形态，毋宁说是最为残暴的欺占方式。20%的人享用着这个地球80%的资源，凭什么？！就凭了他们自诩的智慧，还是所谓的强大暴力？看看那些醉生梦死的一座座都市，难道不都是一座座所多玛城吗？
　　
怪道人生只能是悲剧和绝望的同意词，也难怪在基督的眼中，荒淫的世人生活无非只是地狱在人间的预演。所以，我们如果依旧那样的贪婪无度，最终的结果并不会比6000万年前的恐龙好到哪里去。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恨不得掌握所有贸易资源的保护政策、煽动人类彼此仇恨的民族主义的想法和意识形态，看上去是如此可笑和幼稚，这不正是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最愚蠢的表现么。说到底，人类也只是被造物啊，所以人类在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并不比其他生物种类更智慧吧。
　　
为此，我要感谢扬恩·亚瑟(Yann Arthus-Bertrand)，他用接近神的视角展现了人类在神的面前、在神为我们准备的这个瑰丽的地球面前，怎样不断地表演着自己的拙劣和愚昧。
　　
只是导演毕竟还是人类的成员，所以无法如同旧约中的耶和华，面对人类的荒诞和暴乱，会毫不留情地给予暴烈的惩罚。特别在影片的结尾，让我们看到人类已经开始努力。片尾的提喻说，未来如何将取决于我们携手写下的(It's up to us to write what happens next together.)。恩，如果现在我们真的能够携手悔改，或许我们真的有希望成为所多玛城的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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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Home
导演: 扬恩·亚瑟 Yann Arthus-Bertrand
主演: 地球 / Glenn Close / Narrator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语言: French
上映日期: 2009-06-05
又名: 地球很美有赖你 / 卢贝松之抢救地球
imdb链接: tt1014762

 

 

侯孝贤在拍《最好的时光》的时候说，“最好的时光”是哪一段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的，也只有在辜负浪费之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所以，叔本华才毫不掩饰地直称，人生的本质就是苦。或是因此，无论在佛的眼中，还是在基督的眼中，世人活着简直比死要可怜。

 

幸好，在艰难时世中，我们还有书可读。

 

或许是不舍得挥别5月份这一年之中的“最好时光”，所以6月以来才会情绪稍有低落，于是感觉看什么都暗淡了。

 

5月份连读了朱天文的两本书——《巫言》和《荒人日记》，两本书读的很吃力。期待着看到张爱玲式的刻薄或细腻，却满眼皆是文字符号组成的咒语，写字人在这里蓦然变成了巫师，而作者还原文字和文本最原始功能的意图固然可谓“惊为天人”，却苦了我辈阅读菜鸟，要拼上自己的全部精气才能参透书中的只鳞片抓。

 

于是，决定，6月份，闷热来临，应该给自己选几本清凉通透的书本。孟晖的《画堂香事》和《潘金莲的发型》其实算是女性读本，书中描摹的中国古典女性装扮的细节，固然能让考据癖和历史八卦爱好者过足了瘾，但由于“女为悦己者容”，一想到书中那些不厌其烦却着实美好的装扮物品和工序，却和自己丝毫没有关系，实在令敏感巨蟹座的我倍感失落。

 

记得4月份《小团圆》的上市，掀起了2009年书市的第一个高潮。各路文人骚客也登时纷纷登场，看来张爱玲祖师奶的面子果然够大。而北京文艺趁热打铁在6月推出了《重访边城》，是要坐实了张奶奶“2009年华语文坛第一人”的名头。更何况，据说，据说之后还有其它张爱玲晚期未发表的作品将被整理发掘出来，潜台词即告诉张迷们提前准备好银子，后面的料还多着呢。只是，生前性情寡淡清冷的张奶奶，要是知道自己身后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会不会就此变得豁达，而“九莉”的行事言谈或者也不用那样察言观色，更不致于对着“欺负”自己的男人愤恨却骂不出口，只好在半夜望着“那狭窄的金色脊背”，暗地里想是用沉重的“斩肉的板刀”，还是用伏手的“切西瓜的长刀”。

 

闲话少说，附上书单共飨之：

 

《最好的时光》 作者：朱天文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紫禁城的黄昏》 作者：[英]庄士敦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周作人传》 作者：止庵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边城》 作者：沈从文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作者：[法]谢和耐（Gernet,J）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的精神》作者：[法]孟德斯鸠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重访边城》作者：张爱玲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小津》作者：[美]唐纳德·里奇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羞耻》作者：[英]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潘金莲的发型》作者：孟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画堂香事》作者：孟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思念依然无尽》 作者：满妹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工信部日前要求，7月1日起，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个人电脑，都必须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这一做法受到了海内外舆情的广泛质疑。而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外媒记者反问，“你有孩子吗？如果你有孩子，或今后将要有孩子，我想你能够理解广大家长对互联网上有害信息传播的担忧和关切。”。

 

秦发言人“理直气壮”的反问，可以看作是目前相关部门回应坊间质疑所持的典型立场。这种立场的潜台词就是，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正像宋庆龄先生所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因此凡事一旦与帮助孩子联系，自然就有了天大的理由值得我们去无条件的支持和服从，因此只要是质疑绿坝软件的人，就是丝毫不关心孩子的无良无德的自私之人。

 

初初看上去，“为了孩子”这个立场十分合情合理，但再细细品味工信部的政策内容，我们就能发现打着孩子的旗号要求强制预装绿坝软件，根本就站不住脚。

 

首先，秦刚先生们将质疑绿坝等同于反对保障和净化未成年人的网络环境，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质疑者质疑的是绿坝的强制推广，并不等于他们就反对保障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保障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净化网络环境有多种手法，并且类似绿坝的信息过滤软件也有很多种，而为什么工信部偏偏就选择绿坝软件，并且要强制推广呢？固然工信部作为网络环境的主管部门之一，有责任在技术上帮助网络环境的净化，但这不是意味着需要你来代替家长和监护人。工信部和有关部门表示，该软件可以被卸载，首年也是不收费的，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将安装不安装、安装何软件的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而偏偏要采取强制预装的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呢？私以为，工信部可以且有责任要求厂商为消费者提供信息过滤软件，但是要求强制预装显然就有干预过分之嫌。当然如果推广绿坝的背后，工信部和相关部门是否还有其他考虑，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其次，绿坝软件的过滤效果如何，工信部为何选择这款软件，这款软件是否会给用户带来副作用，这种种信息尚未透明，都足以构成质疑绿坝软件的理由。据称，南方周末在对该软件的测试中，机器猫的图片可以通过绿坝的审查，但是加菲猫就会被屏蔽，如果测试结果为真，那么显然说明这款软件仍然存在着重大的技术缺陷。由于网络的使用和浏览，常常牵涉各类个人隐私，因此选择软件的权利当然应该由网络使用者个人来选择。强制推广一款消费者并不了解的软件制品，不论是免费还是收费，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在经过多年的反抗以后，微软12日终于同意欧盟提出的要求，不再在预装系统中加入IE浏览器，而我们却要开始用强制性的方式，来推广一款此前没有经过任何第三方机构的严格测试、市场完全不了解的陌生软件，这一鲜明的反差，对于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你我来说，真不知内心应作何想，而那些言之凿凿、表面看似是“雅努斯”的秦先生们，又是否是因为过于急切地想要捍卫孩子们的权益，才会在政策制定和考量的时候，犯此逻辑混乱之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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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买书有点多，所以5月购书就主动地节制了一下。

我感觉，目前内地的书商反应越来越快，你稍稍发现一本在“外面”稍微热闹一点的书，转眼就能发现简体中文版已经毕恭毕敬地立在书店的架子上迎候你了。这里也要谢谢辛苦的译者，让我们能及时看到那么多海外的好书。

另外，一些此前在内地算是“噤声”的作家，2009年来也好像成为书商的一个卖点，真是“里面”的限制稍稍放松一点，这些作品就在市场上井喷起来。这一类书的质量还有待磨砺，毕竟大多是中文作品，且多为文集，这也更要求编辑活儿更细致，如何组稿、如何分类等等都是功夫活儿，得下力气，动脑子，不然数量一上来这么多，质量却不高，很容易搞得读者“肠胃不适”，这就容易误伤这类作品的可读性。做什么事都得“风宜长物放眼量”，做书其实也一样。

闲扯了这么多，估计要被一干“专业人士”笑话班门弄斧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大成。
最新一期的《财经》上刊载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的《再度马克思》一文，文章对马克思的评价道，“马克思……尽力成为英国式古典经济学家，但晚期，成熟的马克思主要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政治活动家和预言家。”
可见西方经济学界还是承认马克思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学上作出的贡献，因此在全球化日益臻精的今天，尽管不属于主流的经济学哲学，但我们回过头去，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去读一下“原味”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是否会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我想，这对于深受金融危机困扰的读者来说特别有意义。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采最重要的哲学作品之一。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写“上帝死了，尼采疯了”，曾经的基督徒尼采就是在这部作品中宣告“上帝死了！”。

《说吧，记忆——自传追述》

纳博科夫自传。
4月以来，书市上特别多的传记——纳博科夫、苏珊·桑塔格、周作人，如果再宽泛一点，张爱玲的《小团圆》也算是自传吧。在这么多的传记作品中，“Loli之父”的自传当然不能不读。

《午夜之门》和《蓝房子》

诗人北岛好像逐渐在变成散文家北岛。那个曾经喊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也早就收敛起了锋芒，而笔尖流露出的也已不是对世间黑暗的愤恨，而是对那些灰黄的回忆的淡淡思念。字里行间读的到一个长年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那种想念。
我想，北岛的文字现在在内地市场上基本无所忌讳了，那么让他重新安定在那个日思夜想的北京城，应该也不会太远了吧。

《巫言》和《荒人手记》

2008年，内地图书市场已经为朱天文做足了宣传，好几家重量级的媒体都安排了她的访谈，并且她本人还亲自被请到南京做了一系列的活动。胡兰成的高足、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传奇性的才女姊妹花，任何一个标签都足以让任何书友兴奋。《荒人手记》是1994年夺得台湾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大奖首奖，而《巫言》则为朱天文最新的一部作品，2008年年初在岛内出版。

《河岸》

苏童的上一部作品《碧奴》，作为一部幻想小说，较为失败，而最新的这部小说则回归现实，写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这本书出版以后基本获得了评论界的肯定。书封上的自荐较为有趣，是这样一句话：“一条河。一群流放者。一段发囧的历史。来自香椿街上的少年漂泊到河流之上，空旷、孤寂……”——希望苏童的这个故事不像这段话那么囧。

《小津安二郎周游》

敬仰小津安二郎很久，这本书是完全凭借豆瓣的推荐而收纳的，豆瓣上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排在首位的是一篇名为《作为侵华士兵的小津》，其实这个题目也是一直吸引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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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严杰夫

 

有人讲，因为害怕被撞死，而总是在确定视线范围内没有一辆汽车后，才敢小心翼翼过马路的那种人，大多数都是有心理疾病的。我相信，5月7日以后，全杭州人在过马路，起码是过文二西路时，肯定都会出现上述那种情况。

而在5月7日以后，那个曾经在网络间广为流传的，无比写实地描写了我们那胆颤心惊的人生的，包含了“黑心棉”、“苏丹红的肯德基”、“三聚氰胺的牛奶”等元素的段子里，以后恐怕可以再加上一种新鲜的佐料——“跑满了七十码汽车的马路”。用“危机四伏”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生活环境，真是已经一点都不夸张了。

目前，“谭卓案”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已使同类其它案件只能望其项背了，而这种社会影响产生的原因则要拜肇事者带有传说中的“富二代”的社会背景所赐。在该案中，肇事者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感是造成悲剧的关键因素，所以公平地来讲，即使肇事者真是属于“富二代”，这种身份背景也不能被说成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关键因素。因为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就判断“富二代”要比其它社会成员的后代就更加缺乏社会责任感。相反，缺乏社会责任感似乎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大多数“八零后”都是从小被教育“做人不能太老实”，而在这个“老实人”即被看作“无用”的社会，无视社会公共利益可说是必然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表示肇事者就可以减轻作为个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正因为“谭卓案”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且因此其未来或将具有法律上的“判例”意义，我们更应该让肇事者得到恰当和足够的“惩戒”：一方面，社会成员的每个人个人本身对承担社会责任就都有不可回避的义务，社会责任最终还是要化解成每个具体成员的具体承担才能最终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对社会责任的破坏者进行合理的处罚，是促使社会成员担当必要的社会责任最直接的教育措施。这也是为什么，《朗读者》的女主角在二战时的犯罪行为，即使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因素，却仍应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制裁的原因。

无论是代表古典法哲学价值观念的西塞罗，还是近代功利主义法学的代表边沁，都一致认为法律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扩大公民的幸福、增加公民的福利。而作为公法最重要部分的刑法，自然其应用的着力点更是在于公民全体的公共利益。因此，“谭卓案”在确定肇事者所适用的罪名时，最关键的就是犯罪行为指向的客体，即考察犯罪行为具体损害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尽量避免当前的社会环境继续从“危机四伏”向“如履薄冰”发展，“谭卓案”的肇事者显然已经足够承担“危害公共安全罪”了。

有朋友表示，严格按照刑法的条文，应该只能判定胡斌“交通肇事罪”，我想如果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全国人民都要带着心理疾病过马路了。

 

 

首先要说，陆川为国产历史片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能够敢于去做这一点，本身就很难得。其实，作为抗日战争史和二战史中一桩重要的事件，南京大屠杀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既熟悉也陌生的。 
 
熟悉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被教育，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是极其卑劣野蛮的行为，特别是在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简直是禽兽不如，并且鬼子以各种灭绝人性的方式让三十万同胞罹难，简直是惨绝人寰。这应该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脑海中的南京大屠杀。但如果深入到实质，其实我们对大屠杀并不了解。或者你会说，你看过很多照片，也听过幸存者的哭诉，甚至去过了江东门纪念馆、看到了“万人坑”，可是我想问一问，你知道几个大屠杀经历者的名字？你能叙述出几个关于大屠杀经历者的故事？在南京陷落以后究竟有没有军队做了抵抗？在日军屠杀过程中，作为个体的日本士兵究竟是如何看待屠杀本身的？令日军做出这样的兽行背后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想，上面那些问题很难有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来说，只有知道了这些答案，我们才能真正算了解它，如果仅仅是能背出一些前述的那些一般中国人已经熟知的所谓“常识”，只能算作知道一个历史事件，而这个历史事件终究还只是停留在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知识点，历史考试中的一道试题答案，或者是近代史知识竞赛中的一道竞答题，它跟你我，跟作为中国人、作为人类的一员的你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那些多数人并不了解的细节，或者被认为事件中似乎无关紧要的个体命运，才是真正令那段痛苦的历史与我们联系的血脉所在。而那些血脉指向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所有发起战争的人，都是抛弃人类社会沉淀了几千年的文明，而选择回到蛮荒时代，成为与一般动物没有区别的一种存在。

 

所以，战争的恶性应是超越了民族层面的恶，而是一种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恶。因此，局限在民族情感层面上的反战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反战主义，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唤起人类对战争罪恶的反思，却只会带来原始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血仇情结。所以，有人在看完陆川的电影以后评价，这部电影没能给观影者制造一个恰当的宣泄感情的机会，也没有将发起战争的日本人给予必要的抨击，甚至部分情节的设置似乎是在美化日军，我却认为，陆川在这部作品中的努力，正是希望超越以往那种狭隘的民族感情，而将对战争的反思提升到人性的层面。在面对抗日战争和大屠杀的评价一直以来几乎都只有一种声音的当下，这种努力显得是那样独特且值得称赞。

 

当然，并不能说这部陆川的新作品没有一点缺陷，甚至可以说，这部作品的缺陷极其明显。用纪实的手法来还原历史事件，这要求编剧或导演对历史事件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正是陆川缺乏的，这就是《南京！南京！》最大的弱点。
 
作为70后，陆川的出生年代已然距离战争太过遥远，相对那场战争来讲，陆川则明显过于“稚嫩”了，这样的背景令他在根据资料想象当年的场景时，带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战争的残酷，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恐惧，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体会到那种人类对人类残杀而带来的恐怖和绝望，而对那种恐怖和绝望去进行想象和描摹，对于陆川来讲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或许正是这种隔离感，才是导致这部作品与观者间产生隔膜的真正原因，而部分幸存者在观影后感觉影片对当年历史的还原还不到位的原因或也在于此。

 

无论如何，中国的电影人能从这样一个独特而高远的视角来审视当年的那场惨剧，这应该已是值得庆幸的了。我们没有必要去拍一部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因为我相信，我们中的某些人已能用足够的高度和景深来反思战争。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明白，面对过去那些应被记住的事件，正确的态度应是去发现历史，而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去重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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