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气象台报告说，今日寒潮来袭，气温将大降。或是在屋内的缘故，我并未觉察屋外秋风渐起的凉意。倒是零星散落的同学，使空荡的阶梯教室倍显冷清，也令台上老师本就单调的讲课变得更了无生趣。为抵挡这种无聊冷清的气氛，我拿出了《字母的尽头》来读。

 

有时候，会翻看到一本装帧设计夸张的书，打开后闯进眼里的是整篇的“心灵鸡汤”，这锅“鸡汤”于我而言，却是一锅被炖来热去的“隔夜杂烩”，看着就忍不住要把书径直扔到作者脸上去；有时候，也会翻开一本命题宏大的书，字里行间却全是“诲人不倦”的道理和思想，禁不住要唤醒内心已沉寂多年的“青春期逆反”；更有时候，会打开一本“衣着暧昧”的书，期望能遇到一段惊心动魄的“艳遇”，却发现书中又是老套的“纠结和忧郁”，里面的描写和叙述满是做作的颓废，教我直欲“呕吐，呕吐，惊起一片鸥鹭”。

 

实在是看过太多的“颓废”，听过太多的“教诲”，喝过太多的“鸡汤”，所以，我知道，对于自己这等志趣庸常的人来说，上述那些类型的书本实在不合胃口。而保罗·奥斯特在《红色记事本》记述的那些生活中令人忍俊不禁的巧合，杜鲁门·卡波堤在《圣诞忆旧集》里所回忆的那种朴实温暖的童年，这些真正属于普通人的叙事和经历，或者才是适合我的“那杯茶”吧。上海译文新近引进的查·斯·理查森的处女作——《字母的尽头》同样属于此类作品。

 

《字母的尽头》讲述的是关于一对平常夫妇的爱情故事：突然被告知罹患绝症的丈夫，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面对这个噩耗，夫妇俩一时不知所措。最后，他们决定按照丈夫依据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顺序列出的清单去旅行。在旅行及因旅行而不断浮起的记忆中，这对平常夫妇的爱情经历，慢慢地在读者面前逐渐呈现和清晰。

 

这个统共才一百五十页的爱情故事中，我们听不到“海枯石烂”那般惊天动地的誓言，却随处可见男女主人间平实却又细密温暖的对白；我们也看不到惯常的爱情故事里令人唏嘘的咄嗟和磨难，却能看到在这对夫妇相识相恋的过程中，那些时而发谑、时而尴尬、时而温暖的细节；我们更读不到有些爱情戏剧里奇峰突转的剧情，却看到了两人间存在着这世上所有爱人间都会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或者正是在异性间制造出“多巴胺”的最重要一副药剂。

 

雨天里，在巴黎小书店的门口相识；在业务交往过程中，再次遇见从而相恋；恩，还有那个被雨水糟踏了的婚礼……这些或许是世上最普通的爱情故事该有的情节，可正是这些情节令我最无法释怀。在我眼里，这种“油盐酱醋”的爱情是比“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爱情分明更有力量的，因为，它让我相信，再灰暗的人生、再无奇的生命、在旁人眼里再无足轻重的我们，或许有一天就因着一笑一颦、一草一木，就会顿时滋长出色彩和生气来。

 

所以，我真高兴，能在为了“挣前途”而不得不听着枯燥的进修课程时，自己能借着开小差偷偷读到这样一则爱情故事。

 

所以，我想，我这样的常人，在寒潮来临之际，正需要这样一则平淡动人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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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堪回首的往事洒下的光芒中，一个见多识广的来访者依旧能够发现它那残缺的美。”——舒衡哲
　　
一、
　　
那些从历史细节中揭开曾经岁月的笔触，最能令我感动。就像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用最平淡的字句讲述了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家族，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几乎都够到文字底下埋藏着的那个故事。同样，舒衡哲女士在《鸣鹤园》中也同样细腻而丰润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座园子背后，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鸣鹤园位于北京大学西门内北侧。该园原本属于春熙园的一部分，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乾隆年间，这里又被纳入和珅的淑春园。后至嘉庆年间，该园被赏赐给五皇子绵愉，并改名为鸣鹤园。鸣鹤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同圆明园一起遭到焚毁。文革以后，由著名犹太裔慈善家亚瑟 赛科勒出资，在这块遗迹上建造了亚瑟·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用以展示和保护文物。
　　
从书名来看，我们或者会误认为这是一本介绍这个贵族私家花园的历史著作。而翻开书页，我们才发现，原来舒衡哲女士想要书写的，是一个园林折射出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和以他们为主构成的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这一百五十年当中所经历的挫折、磨难和复苏。
　　
作为新中国首批来华的美国留学生，同时作为犹太民族的后代，舒衡哲女士在书中回顾了这一百五十年来，北京海淀发生过的悲怆历史，她在用西方视角冷静分析的同时，还注入了所有古老民族普遍带有的略微悲伤却充满智慧的眼光。在她的文字当中，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感受到弥漫各处的惺惺相惜的情绪。
　　
或者是因为海外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这位卫斯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上述两本著作中都毫不留情地指摘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对传统文化和遗产带来的冲击。只是与《中国启蒙运动》专业学术的笔调不同的是，《鸣鹤园》这部内地翻译出版的第二本舒女士的著作，更多的是用一种满怀情感的叙述，去缅怀传统遗存和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史上遭遇的悲剧。
　　
我们可以认为，这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它的确是一本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品。舒衡哲女士就是用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感性，提醒我们注意，传统遗存在记载和传承历史细节上的意义，与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恢复作用。
　　
二、
　　
我在阅读《鸣鹤园》的时候，特别是读到知识分子在遭遇到的野蛮残暴的迫害时，不自觉地常常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人生轨迹。虽然文革以后，黑暗的时代应该很难再有机会降临。但鸣鹤园的主人曾经汲取过力量的那个精神世界，似乎却依然离我们很遥远。
　　
记得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老师们最讨厌的是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中学时代，我们则被教育，唯一值得努力的领域，就是寻找如何提高自己成绩的方法；到了大学，我们则被告知，应该在身份、经历和技能等各个方面为未来进入社会做好适应准备；直到进入社会，绝大多数人就开始被上了发条，只为让自己的生活和地位比旁人更好。我不想去指责这样的观念，以显得自己因为过于骄傲而粗暴地论断他人选择的人生路径。我只是想问，上面的这种人生轨迹，是不是同“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这种在多数人眼里可能是愚昧庸俗的人生路径别无二致。我想答案毋庸置疑，这就是一种人生逻辑的两个不同版本而已。
　　
大多数社会成员就是在这种单调的循环当中，丧失了对个性、传统和自由的渴望。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单调有不对劲，但却依旧没有力量和勇气去悖逆这种人生逻辑。于是，我们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者长辈和旁人的脚步，陷入到这个社会所有人都在经历的轮回之中。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社会共同意识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和压力，与三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施加影响的社会共同意识从一种价值观转到了另一种价值观，而社会个体依然无法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人生演绎的路径，整个社会也自然无法实现价值观的多元化。
　　
比较遗憾的是，《鸣鹤园》似乎没有，也可能是无法意识到，当代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困境。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本书的叙事时间，随着赛科勒博物馆在的建立，就嘎然而止了；另一方面，大概也可能是因为，作者对于传统和遗存在这个国度重新恢复的前景感到乐观，于是在书的结尾，作者相信，“北京的西北部地区正不同的方式用从创伤中恢复”。但她似乎忽视了另外一种不幸的结局：对大多数人来说，选择遗忘可能已成为更为实用的做法。
　　
而这三十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似乎在证实这种悲伤的事实：文化遗存和景观的行为只在很有限的区域发生，并且还被讨价还价，而在更广泛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传统和遗存在继续遭到严重的破坏。
　　
我不知道，当有一天舒衡哲女士发现这些景象的时候，会如何作想？
　　
三、
　　
我相信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专家，舒衡哲女士应该还是听说过一些国内破坏文物的消息。但作为一位没有太多机会深入观察这个国家的学者，舒女士可能无法察觉到，赛科勒先生等海外人士的努力，尽管的确对保存这个国家的传统和遗迹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可是这种努力却是由一个外国人首先完成，这个事实本身不就是一种讽刺吗？
　　
而更为吊诡的是，我们的执政者，在面对全球设计师将一座座夸张、怪诞、哗众取宠的建筑物放到我们的城市内，然后不断地侵犯着我们的公共环境和公众视线时，显示的态度仿佛格外开明民主，却反而对那些几百年前就存在于此、一代又一代城市居民早已习惯的传统住宅和院落却丝毫无法容忍。
　　
这种奇特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执政者们是没有发现舒女士所说的传统遗迹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恢复和重构作用，还是因为他们根本就对这些不在乎？在这个国家，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对传统遗产的保护，并不是为了标榜一种高雅的审美情趣，而是对于自由和和谐的真正向往和再造。
　　
怪不得无论那些园林和宅第本身如何知名，吸引人们慕名前去游览的理由，却是三流作者编造的怪谈或者导游们随口胡扯出的假传奇。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再去关心那些建筑和景致背后的真实故事，和曾经它们的主人在这里注入的情感、寄托的情怀了。
　　
所以，当我读完《鸣鹤园》时，实在无法因作者在结尾处的乐观态度而受到鼓舞，反而因为她对待历史的真诚和细致，而不得不汗颜于我们对待历史的粗糙和虚伪。
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在本已碎片化的遗迹间已经逐渐模糊，而在这片土地上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态度和发展模式，最终将使历史的真实和细节沦于逐渐消失的命运之中。于是，在意识不到只有在传统的滋养下，才能治愈我们曾经遭遇的创伤而真正恢复自信时，我们的民族就只能带着空洞的精神世界踽踽前行。

 

 

2009年9月21日 雨 上海

 

与早已熟识的几位网友在西湖边寄情于天地回来后，突然病了一场，不大不小，皮肤过敏。跑了两趟医院，经过在医院走道里的近2个小时的等待，以及和两位医生不超过15分钟及不到20句话的交谈后，仍然对病发的原因一无所知。尽管一个礼拜的恢复时间不算太长，但总是经历了过敏发作时的那种惊心动魄。而当因过敏产生的红斑慢慢褪去后，疾病在我身上留下一层浅浅印记的同时，也再次给我留下了病中那种若隐若现的无助。

当然，不光是疾病会给我们带来无助，这个世界似乎无时无刻地让我们感到无助。当我们在火车站售票大厅排了三个小时长队以后，窗内的售票员却面无表情地告诉我们要买的票已售光；当我们经过了四个月的备考、笔试、面试以后，却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在体检的某个极其微妙的项目上没有合格，而不得不和自己梦想要挤入的那个机关部门擦肩而过；当我们经过了二十年、三十年的努力，慢慢积累其自己的财富，逐渐要实现自己那荣耀的事业时，却被不知哪里冒出来的犹如蝗虫般的人慢慢啃食，最终自己的理想和努力如同被沙化的石块，被风一刮就在荒野中消逝的无影无踪。这些荒唐却又现实的故事都会让我们罹患那名叫“无助”的疾病。

而能够治愈这种无助的良药，我觉得，应该有两剂：爱情和阅读。

对于人类来讲，爱情能使自己兴奋、激动，再无趣的人生都会因其而变得缤纷起来，也因此那些令我们感到无助的事情，也自然变得无所谓，毕竟沉浸在爱情中的我们，都会觉得已经找到了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而阅读，则让我们不仅获得新的智慧，也同样能够让我们重新对人生形成新的态度。内地再次出版的舒横哲著作《鸣鹤园》中，不仅诉说了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惯常带有的那种无助感，同时也论述了古典园林在治愈这种无助上的功效。但我认为，古典园林只是为治愈无助提供了一方“药引”，真正的“药物”还是长期的阅读，它令知识分子们具备了在内心中重构起新的世界观的一种能力。

在病中，我常回想起，小时候月初拿到订阅杂志时的心情，就如同多年以后，每天清晨醒来，一想将再次看到心仪的面庞时的那种愉悦，别无二致。一本好书，在我看来，就如同一个好姑娘，光滑的书脊就如同姑娘光亮细腻的背脊，柔韧的纸张就好似姑娘绵软温润的手掌，而翻看沁面而来的页页好文，则仿佛闻到了姑娘的一口兰香，只感到阵阵熨贴的芳馨。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爱生活、爱阅读、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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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两天时间读完《八十四号公路》，这个阅读速度对我来讲，不算快，也不算慢。《八十四号公路》（以下简称“84”）很厚，而且字体较一般的书要小，因此从物理的角度来讲，这本书拥有了足够的重量，而这重量恰到好处地衬托了书中叙述的这个故事。
　　
“84”是一本关于成长经历的小说：一帮刚从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在现实中开始摸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理想、感情和友谊的认识，也逐渐由学生时代的单纯迷惘蜕变为成年时代的成熟自信。对这个过程，作者模仿狄更斯的名言给予了最恰当的脚注：这是最好的十年，这是最坏的十年。
　　
其实，对每个人来说，由学生转为社会人的这个经历都不可避免，只是，对大部分人来讲，这“十年”都在现实的重压下变成了干涩枯燥、脆弱易断的“压缩板”。但“84”的作者显然没有简单粗暴地将这十年压缩成枯燥脆弱的“板材”，而是对其重新进行了审视，继而还将其丰润成一颗茁壮的树干，树干里里面四溢出的是对生命的热情和渴望。这种热情和渴望沉淀下来，就成为了这样一本厚度和重量都颇具质感的书。
　　
半年多前认识了邢周，这半年的交往，留在我印象中的邢周一直是个随和的有为青年，并且他的内心还不乏细致。他给我回复的每封邮件，在最后都挂有一个笑脸符号。所以，我就开始顽固地认为，他的脸上一定常常挂笑。当然，网络间粗略交流留下的印象大多谬以千里，谁会去联想这个会不厌其烦地给你解说稿件发布注意事项、交待稿件线索分类的“老好人大叔”编辑，竟然有过如此传奇的求学经历和职场经历？当我在阅读“84”的过程中，常常经不住暗想邢周难道就是那个书中的肖白时，内心充满的除了好奇以外，就满是惊讶。恕我大胆猜想，邢周应该就是肖白的原型吧，不然怎么会将书中的一干人等写得如此个性鲜明，又怎能将故事中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描绘得如此传奇。
　　
于是，作者的这些传奇经历，自然是令我感到无地自容了。当我看到肖白为了理想和自我，一次次毅然抛弃已身处的优渥环境时，我就为自己曾在文章里大谈理想和现实在存在主义上的关系而感到汗流浃背；当我看到肖白、高飞等人所经历的传奇却感人的爱情时，我就对自己曾在一篇文章里自信满满地讨论婚姻、爱情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中的矛盾而羞愧不已；而当我自认为自己对人生所谓的幸福已经深刻理解的时候，“84”这本书所撰写的这个故事，显然是给了我一个自我嘲笑的机会。
　　
当然，我并不是在此想要刻意地抬高“84”写的有多优秀。作为一本惯常的成长小说，这本书并不会给猎奇的读者带来多大的惊喜，但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忠实的记录了肖白这一群人最真实的成长经历。就如同一切渴望记录真实、直视现实的纪录片一样，它给我最大的感动就在于作者对待人生的态度是那样的真诚而踏实。
　　
我不想再去批评当代教育制度在传授正确的人生态度上是多么无能为力；我也不想去痛斥所谓的精英们给这个社会灌输了多少浅薄、低俗甚至肮脏的主流价值观；我甚至不想去辩白奇巧乖张、故作抑郁、否定一切就是所谓的“在路上”的精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必须靠自己用脚走出来，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所谓思想、道理和狗屁哲学意义。因此，在现实里，紫荆超市门口两块五毛的鸡蛋煎饼，可能常常都会让你感到充实和满足，要是再碰巧跟摊煎饼的小哥混得熟，每次都给你偷偷多加一个蛋，那我想你可能都要幸福地不知所措了。在情感效应上，这种快乐基本和有人请你去北京饭店吃小几百一人的自助餐一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再传奇、再惊心动魄的生活，最后都会尘埃落定、归于原本，就好像“84”的最后，众人各自归位，展开了只属于自己的踏实而幸福的生活。所以，当读完“84”这本书时，我觉得最感动的，还是开头他们挤食堂买油条的情节。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们就是很容易忽视这种生活最原本的色彩，却常常迷惘于经过包装的表面灯红酒绿、底下却暗欲涌动的魅惑。
　　
最后，我要说的是，七食堂的油条油饼的确很不错，要是再配上那里的豆腐脑，那就齐活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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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加千字文俱乐部专稿 http://1k.tugus.com/

一、
　　
记得小时候住弄堂的日子，整条弄堂前后共有两座公共厕所，一座是大小便都可以进行的完整式厕所，还有一座是简易式厕所，这座厕所仅有供两人小便的空间，除此以外，它的主要功能是供人倾倒马桶、收集便溺之用。
　　
到了晚上，除了紧挨着那座大厕较近的住户，其他人很少会出门方便。所以，弄堂内的大部分住户都自备有马桶或痰盂。马桶的作用主要是供成人方便，而小孩则是“坐痰盂”。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则大多备有夜壶，供起夜小便使用。当然夜壶是给男性使用的，印象中，我的爷爷和外公都曾使用过夜壶。这些夜壶自然赶不上博物馆收藏的那些陶瓷夜壶般精致，都是些材质和做工都很普通的器具而已，所以小时候的我也从未意识过这个器具沿袭的历史已超过了两千年，俨然是东亚厕所文化的“活化石”。

 

每天清晨，总会有专门清洁马桶的清洁工上门挑马桶，清洁马桶的住户每月只要交给清洁工一定的费用。在我的印象中，那费用并不昂贵，大约每月几毛左右。当然，也有人家不愿出钱而自己清洁的。那样的住户每天清早一起床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清洁马桶，然后再是梳洗、做早饭，他们起床的时间也就需要比别人早一些。
　　
我小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是痰盂。在我家，痰盂主要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给我和我妈小便用，早上再给我大一次便以后，我妈一齐拿去清洁。等我年龄稍大后，就不大使用痰盂，而使用马桶了。但由于我上小学不久后，家就搬离了弄堂，进了稍现代的新村式社区。家中自此就有了冲水马桶，而告别了传统的马桶和痰盂。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自己跟马桶的“亲密接触”并不太多，所余的印象仅是内心对揭开马桶盖那一刻无法忘怀的恐惧。
　　
这就是如我一样，生活在江南的城市居民，大多经历过的最普通的厕所变迁史。另外，幸运的是，由于有亲戚在乡村，所以也曾体验过江南农村的传统厕所。
　　
农村亲戚家的厕所，凡是家里养猪的，大多都建在猪圈旁。厕所的位置大多离客厅和卧室较远。家中有两进院落的，厕所的位置大多都在后一进，离后门较近，而与正门和生活起居的场所分开。
　　
江南农村居民家中，厕所内大多设有坐便器，坐便器的外观就像是一把宽敞的座椅，有扶手和靠背。这与城市居民传统使用的马桶相比起来要舒适很多。坐便器中间挖有一个圆形的孔。坐便器下方距离大概三四米的位置是蓄便池，蓄便池大多与猪圈是连通的，是农村人用来堆肥用的。由于猪圈本身就有浓厚的味道，所以厕所本身的味道倒反而不会引起人的注意了。
　　
小孩上这样的厕所应该会有一些危险，因为坐便器上孔过大，年龄较小的幼儿有掉下去的危险。所以，农村的亲戚家里也大多也都备有痰盂，供小孩和女性使用。
　　
现在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江南地区养猪和种田的农户也越来越少，亲戚家里也大多改建了厕所，换上了抽水马桶等现代化的厕所洁具。
　　
所以，韩国作家韩在均在《东亚的厕所》对中国城乡厕所，以及相适应的厕所文化的描写大致是准确的。但该书中认为中国农村的厕所过于简陋，以至于显得有些落后，这一观点似乎有失偏颇，这可能是由于作者考察的样本多集中在农村的缘故。中国传统农村公共卫生设施的简陋和缺乏，主要是因为大多农户家中都已备有完备的厕所设施，并且考虑到收集肥料的因素，很少有农村人会愿意在外面上厕所，俗话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吗。所以，中国农村公共卫生设施的简陋，更多是需求不强烈的原因罢。
　　
二、
　　
无法离开食物的人类，当然也无法忽视排泄的生理需求。《东亚的厕所》一书在序言中，就对人类厕所文化的变迁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历史上，厕所的出现最早可以前推至四千多前的古苏美尔文化时期。而在东亚地区，厕所的历史也已至少延续了近三千年（中国最早在周朝宫廷就出现了“井匽”这种露天厕所）。因此，厕所文化一定也同人类其他领域的文化传统一样值得体会。
　　
而从《东亚的厕所》的介绍中可以看到，由于一方面粪便在人类的观念中是污秽的存在，另一方面排泄物又具有饲料和肥料的功能，因此厕所文化从一开始就带有了明显的矛盾特质。
　　
在方位的选择上，厕所总是在院落中的位置总是最偏远的，但厕所的位置总是又和库房、猪圈等接近；在建筑形制上，要考虑防止气味过度散发，又得设法利于粪便的集中收集以及运输；而在神话传说中，对于主司厕所的神灵，有的将其描绘为邪恶的妖怪，而有的却诠释成善良的神仙；甚至在与厕所有关的俗语上，不仅有像“茅坑里的石头”这样大家所熟悉的贬义用法，却也竟然有“厕所里的想法”（日本俗语，意指厕所是用来思考的不错的场所）这样的肯定句式。
　　
另外，在关于厕所的比较文化方面，我们无法从不同区域的如厕传统中看到明显的区别，《东亚的厕所》一书中给我们展现出现关于中、日、韩三国的厕所形态、文化等大多别无二致，而那种认为西方厕所文化较东方先进的观点，大约也只是西方粗暴无理的“种族优势论”的表现。事实上，近代之前的西方城市并不见得就比东方的城市卫生多少，西方城市内部随地大小便的情况甚至应该较亚洲城市更为严重。起码，我们并没有见到相关记载说，哪座亚洲城市有过14世纪欧洲城市爆发大规模鼠疫的经历，而即使是到现代，科隆大教堂不还是无法逃过被随地便溺者刷白外墙的命运吗？
　　
所以，我认为，厕所比较文化的意义更多的体现在城乡区别上。城市和乡村间的分别，才是对厕所文化最重要的分野。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厕所文化在功能上，更多的考虑集中在卫生环境的改善，所以如何处理排泄物应该被放在首位。而对农村居民来讲，厕所作为建筑形态，在功能上就不仅仅是提供排泄的场所，还需要考虑收集肥料、堆肥等经济行为。而正是这种功能上的区别，才是最后造成城乡厕所传统互相分歧的根本原因。所以，那种认为农村居民不太讲卫生，更容易随地大小便的看法，则是城市对农村歧视在厕所文化上的表现而已，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看法。如同前文所述，随地大小便的行为应该在城市传统中更普遍的存在，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讲，排泄物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不可能被过于随便的处置。
　　
而从《东亚的厕所》的介绍中，可以明显看到，农村居民家庭中传统的厕所构造要比城市厕所复杂的多。更何况，由于空间的限制，普通的城市家庭居以前居家时，大概只是使用马桶、虎子（即夜壶）等便溺器具，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村居民的厕所传统显然要讲究的多。
　　
三、
　　
作为一本专门关注厕所文化的著作，《东亚的厕所》一书提供的角度，可以说是文明史、民俗史专著中的一个“另类”。而在完成这个课题的时候，它用足够翔实的资料和图片，全面地展示了东亚的厕所文化及其承袭。
　　
但，严格地评论该书，它所针对的地域范围说是东亚，其实只是集中在中日韩三国。而整体上来说，三国厕所文化的差异，并不比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来的要大。无论从厕所的建筑形式、家用的便器的外形、关于厕神的传说乃至排泄物的处理等方面都大同小异。因此，随着阅读的深入，前后信息的类似很容易给读者带来重复的感觉。
　　
而实质上，该书的主要工作也只是信息陈列，而并未对这些信息背后的文化、历史原因做深入的分析，于是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有关东亚三国厕所信息的专辑。另外，除了对厕所有关的一些传说进行介绍以外，全书学术论文式的结构，读起来自然感觉有些无聊。而最后一章“东亚的厕所民俗”似乎是全书的总结，但其中大多数内容在前文都已做过陈致。所以，如果是带着猎奇的想法去阅读本书，最后可能会有一些失望。
　　
另外，该书在图文混排上也稍许有些零乱，这样给读者在阅读上也会造成一些障碍。
　　
不过，无论如何，《东亚的厕所》一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这也为今后我们形成更为全面的人类文明变迁图景，创造了重要的基础。

 

 

 

 

 

世纪文景版的京极夏彦系列具有浓郁的怪谈风格。
　　 　　
文/严杰夫
　　
一、
　　
好的小说大多不会直接地反应社会现实，而是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描写，自然地去展现一个时代的景致。所以，《红楼梦》的伟大并不在于描写了一个时代的转捩点下的家庭经历，而是通过具象地描写一个家庭经历，而描摹出了那个时代中最普遍的一种景象。同样，王安忆的《长恨歌》并不是为了要展现上海这座城市在历史中的沉重转身，而是通过刻画王琦瑶这个特定人物的悲剧人生，来显露出近百年来上海这座城市的优雅中，还内蕴着一种悲情。
　　
作为社会个体的作家，不可能全面地观察和经历一个时代所有的特征和典型事件，但优秀的作家有一种能力，那就是能够观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人生中包含的一个时代的普遍特征，并且他能够将这些特征最细腻、最真实地跟自己所经历的、想像的故事捏合在一起，最终孕育出一个能够打动所有拥有相同记忆的社会成员的故事。
　　
例如张大春在《聆听父亲》对他父亲一身经历的叙述，就内容本身来说，那只是关于作者个人的私人记忆，而并不是所有那个年代的人都有过类似经历；但他父亲的这种个体性经历的背后，却映衬着包含着帝制瓦解、外族入侵、江湖纷争等等那个年代的典型特征。于是这种私人性质的家族记忆，就自然地成为了关于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而京极夏彦的推理小说之所以优秀，就因为同样拥有上述特质。
　　
二、
　　
京极夏彦所叙述的那些匪夷所思的案件背后，均有一个相同的时代背景，即为战后的日本社会。
　　
二战结束和美军进驻，给战后的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战前社会结构的瓦解和重建，明治时期传承下来并且专制政权下逐渐强化的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开始消弭，而随着现代的商业社会在战后日本的兴起和发展，各类现代思潮和价值理念则在日本社会内部萌芽，并开始影响日本社会。
　　
这些在社会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我们在京极夏彦呈现的故事中均能轻易找到：例如《姑获鸟之夏》中的无性生殖技术、《狂骨之梦》中的精神分析学、《铁鼠之槛》中现代科学给传统日本佛教带来的冲击、《络新妇之理》中战后由美军带来的色情业发展、新旧婚姻制度的斗争、以及女权思想在日本社会的兴起等等。而这些零碎地描写战后日本社会的笔触，在京极夏彦的文本中，却被一件件诡异的恶性案件联系在一起，逐渐拼贴出一个充斥着新旧理念冲突、并在内部发生着核子聚变的时代。
　　
日本社会战后的这些变化，如果放到当时的全球背景下审视，则既有本土性的特质化，也带有一些普世性的一般化。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 戈登在《日本的起起落落》里，对这段时期的日本社会做出的评价所说的那样：“在今日时代里，生活愈来愈丰富，但人类的分割亦愈来愈深刻”。或者，正是这种分割，才是造成京极夏彦笔下那些诡异案件的现实原因，它才是布局这些案件迷网的“蜘蛛”。
　　
所以，这样看来，《狂骨之梦》与其说是一个疯狂的报复案，不如说是战后日本国民在旧有的信仰体系崩溃以后，寻找新的信仰的迷惘之况，我们很难讲这个故事里只有降旗宏和白丘亮才是真正在寻找自己信仰的支撑，里面的邪教领袖和受害的少女，不也是信仰迷惘的受害者么？而《铁鼠之槛》更不仅仅是一个神秘的僧侣谋杀案，在连环案件的背后更是展现了日本战后宗教管理体制变动而导致的信徒的冲突，更重要的，它还展现一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命题：宗教与科学在现代社会里是一对冲突而又不可分离的暧昧关系。到《络新妇之理》中，京极夏炎对战后日本社会内部新旧理念冲突的现实关照愈发明显。与其说，他在这本书中用精巧的叙事结构，手术刀似地解剖了一连窜“溃眼案”和“绞杀案”，不如说是解剖了日本本土的母系婚姻制度下的价值理念，与近代化以后植入岛国的父系婚姻制度下的价值理念间激烈的矛盾和斗争。 　　
三、
　　
最后，不得不注意的是，在京极夏彦的故事中，我们不仅仅在场景设定中看见日本战后社会的影子，而在他对每个人物角色的成长背景和性格设定中，同样可以清晰地发现那个时代的特点。
　　
只要看一下几位主角的个性特征和关系即可，首先是名叫中禅彦秋寺的古旧书店店主，学识渊博，同时他还是一位阴阳师；其次，那位外表俊秀、但性格粗陋的华族后代、拥有窥视真相的特异功能却冒失的私家侦探榎木津礼二郎；第三，外粗内细、体格强劲的日本国警视厅刑警木场修；再加上反应木讷，生活懒散、曾经受过自闭症困扰的三流神怪小说家关口巽。这四位主角各有迥异于常人的性格特点，而他们却又是从年轻时代开始，就一起读书、一起参与了战争的生死之交。
　　
可以说，这四位主角，如同故事中的其他角色一样，都成长于战争以及战后的这个时代中。因此在京极夏彦的笔下，他们不仅仅依靠对那个时代的解读来发掘每个案件的真相，同样他们自己也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甚至困扰。例如榎木津礼二郎特殊的家族背景，小说家关口巽的自闭症等等。
　　
所以，从姑获鸟到魍魉，从金色狂骨到铁鼠，这些表面看似怪谈的背后，彰显出的却是那个时代里生活着的个体的无奈和挣扎。

 

文/严杰夫

有人说，上海书展就是一个大庙会。其实，这样说也没错。

传统的庙会，我小学时参加过一次。记得当时就是很多商业单位，在郊区一条街道的两边都设了摊位，衣物、杂物、玩具等各色生活用品应有尽有。那时候的城市生活，还没有太多的品牌概念，大概是计划经济留下的基因还未褪祛，实惠才是这样的集市吸引人眼球的重要元素。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多：参加集会的人摩肩接踵，凑热闹大概才是我们的商业传统，因为这颇合国人的消费心理。

和“庙会”特点相比，书展也并无二致，因此用“庙会”来形容书展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既然是书展，而且是在这个国家“最先进”的城市里开的书展，自然不能流于乡村集市一般的庸俗，毕竟因为其中的唯一商品是书。于是书展就必须要有各色文化名人穿梭其间，各种讲座、签售等文化活动点缀于中，这才显得这个“庙会”更高更雅。其实，平心而论，即使展会间一样的人头攒动，但的确很少见在其他集会场合常常出现的哄抢、闹猛的场面，无论是入场检票，还是参与签售，亦或是结帐买单，大家都秩序井然、忙而不乱。

这次上海书展，我于周五和周日分别前往了两次。周五可能因为是工作日，而且下雨，尽管人也不少，但多数是学生，较双休日的人流要少许多，但当天遇到了上海市某领导突然莅临，算是一场奇遇了。而周日我主要是去参加了张大春《认得几个字》的签售会，门口售票处居然排起了长队，这是周五我没遇到的。但我周日没再买门票，直接跟随旁人混进了展区。

这次书展，我心中书籍质量最高的三家展区分别为世纪馆区、江苏馆区（主要是译林出版社）和中国出版集团馆区。所以，我所采购的书均来自这三个馆区。另外、民营馆区和进口书馆区的书性价比也很不错，但这两馆区的规模都较小，针对它们的活动也不多。上海文艺集团的馆区虽然是这次书展的主要展区，但是这次文艺集团展出的书似乎大多偏重于生活实用类和文艺专业领域，而且部分书的主题以上海地方性为主，而名作名家的品种却不多。

由于本次书展活动较多，感觉各个展区的活动在时间上都较紧凑，基本是一个挨着一个。参与这次书展的作家重量级别均较高，连前英国第一夫人——切丽 布莱尔都被请来为读者签售，因此在国内来说，上海书展应属于最高层次的书展了。周日，梁文道、钱文忠两位华语书界炙手可热的作者亲自出场为张大春捧场，应该是这次书展一场档次较高的签售会。有趣的是签售会间搞的小游戏：作者张大春写了五个古体汉字让读者辨识，前四个字被轻易认出，但最后一幅的两个字，持续猜了近10分钟，最后依然没有被识出。我的印象，张大春、梁文道两位作者很随和，对于读者的要求都能耐心回应，很是难得。钱文忠老师在签售会上坐了一会儿，蹭了张先生两本新书后，于场中就悄悄离开了。

对我来讲，这次书展的最大的收获是译林的那套“奥斯丁小说集”：五卷本的集子包含了奥斯丁小姐的全部六篇长篇小说，特别喜欢的是它三十二开的小开本、灰色的硬版封面以及卷首卷尾的插图，内文译文依旧采用的是老版的孙致礼版，这应该是内地迄今出的最棒奥斯丁集了吧。当然，也有遗憾，世纪文景京极夏彦系列赠送的一套“百鬼夜行图”书签，本来和展位的小哥预订好了周日去拿，但因为读者太多，腼腆的小哥没好意思帮我留，于是无缘错过了。幸好留了世纪文景社编辑的联系方式，只能看以后有没有缘分能拿到那套书签啦，不然就只能一套套买书来耐心“集邮”了。

有收获，也有遗憾，那才是正常的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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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书单：

聆听父亲 【张大春】 上海人民
认得几个字 【张大春】 上海人民
魑魉之匣（上下）【京极夏彦】 世纪文景
姑获鸟之夏 【京极夏彦】 世纪文景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巫鸿】 世纪文景
民主 【查尔斯 蒂利】 世纪出版
精神分析与宗教 【埃 佛洛姆】 世纪出版
文化的生与死 【费孝通】 上海人民
圣殿春秋（上下） 【肯 佛莱特】 上海译文
动物农场（中英文版） 【乔治 奥威尔】 上海译文
潮骚 【三岛由纪夫】 上海译文
文明的进程【诺贝特 埃利亚斯】 上海译文
灿烂千阳【卡勒德 胡塞尼】 世纪文景（赠书）

悲剧的诞生 【尼采】 译林
阅读的至乐 【约翰 凯里】 译林
东亚的厕所 【韩在均】 译林
麦田里的守望者（插图本） 【J D 塞林格】 译林
昆虫记（插图本） 【让 亨利 法布尔】 译林
诺桑觉寺/劝导（奥斯丁小说集） 【简 奥斯丁】 译林
曼斯菲尔德庄园（奥斯丁小说集） 【简 奥斯丁】 译林
爱玛（奥斯丁小说集） 【简 奥斯丁】 译林
理智与情感（奥斯丁小说集） 【简 奥斯丁】 译林
傲慢与偏见（奥斯丁小说集） 【简 奥斯丁】 译林

七十年代 【北岛 李陀等】 三联书店
镜中爹 【张至璋】 三联书店
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 【邢肃芝（诺桑珍珠）】 三联书店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 商务印书馆